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2013年9月29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挂牌，也开启了我国自由贸易试验区十年的历程。这是我国继经济特区、开发区、产业园区之后的又一个重要改革创新平台。目前，全国已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贸港，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试点格局，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及世界经济复苏注入正能量。

　　这是一家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外高桥片区的日本独资医院，也是我国第一家外商独资医院。从2015年开业至今，八年来累计服务的患者突破17万人次。它的建立得益于一项制度的创新。

　　2015年以前，上海没有外国独资医院，仅有几家中外合资、合作的医疗机构提供门诊服务。直到负面清单制度的建立，这种局面才被打破。负面清单，全称叫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它是我国管理外商投资的一种制度。简单讲，就是只要不在负面清单上的行业，就对所有企业开放投资，并且不需要政府预先批准。这大大增强了外商投资的自由化和便利化。

　　2014年7月，国务院又批准了上海自贸试验区进一步扩大开放的31条措施，取消了外商投资医疗机构的最低投资总额和经营年限的限制。有了政策的支持，于是这家日本企业决定进入中国。

　　经营三年后，这家医院便实现了盈亏平衡，比预计提前两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允许设置外商独资医疗机构，是医疗服务领域的一个重大政策突破，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带来了投资贸易的便利化和自由化。截至2022年底，上海自贸区累计实到外资586亿美元，效果十分显著。这一做法在上海试点成功后，于2016年向全国推广，经过7次缩减后，对外资的特别限制措施由最初的190条压减到27条，实现制造业条目清零。后来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的推出，又使得服务业领域持续扩大开放。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研究员张磊：“从原来的这种商品的开放、商品要素的开放，逐步地要往这个制度型开放发展。”

　　商务部自贸区港建设协调司司长杨正伟：“自贸试验区是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深化改革开放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设立自贸试验区，就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2022年，全国21家自贸试验区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吸收外资占全国18.1%，贡献了全国17.9%的进出口。如今，负面清单已成为自贸试验区最具标志性的开放举措之一。也许您觉得，这些离我们太远了，那么这款创新药可能与你我息息相关。

　　这种药名叫替雷利珠单抗又叫百泽安，是由百济神州研发的一种抗体类药物。不过，药虽然研发出来了，但在生产时却又遇到了困难。因为2016年以前，我国实行的是“捆绑模式”，药企必须具有药品批准文号和生产资质才能生产药品，这导致研发机构往往因为没有生产能力，最终只能把创新药低价卖给其他生产企业。百泽安当时就面临这样的困境。

　　国外为了避免类似现象，实行的是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它的好处就是变捆绑为松绑。研发企业根据自身情况，既可以自己生产也可以委托他人生产。德国药企勃林格殷格翰在这方面有几十年的成熟经验，他们希望把这种制度也推广到中国，于是找到了企业所在地的张江镇政府。

　　2016年，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试点这一制度，实现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的“松绑”。于是百济神州委托勃林格殷格翰进行生产，使得百泽安成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下第一款获批的生物药。可以说，没有制度的创新，就没有这款药的落地。

　　十年来，自贸试验区向全国复制推广了302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源自上海首创或者同步先行先试的占了将近一半；各省区市自行推广复制制度创新成果超过2800项。制度创新让自贸试验区充满生机。

　　杨正伟：“通过制度创新形成了开放的活力和制度的红利，在有条件的地方就形成了很多产业的集聚，比如说油气、光电、信息，还有生物制药，就分别在不同自贸试验区已经形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上海和长三角是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高科技企业云集。成立于2017年的芯信安电子，是一家芯片测试运管服务企业。由于业务发展很快，他们需要更多的测试设备。但这些设备动辄上千万元，让企业面临不小的资金压力。

　　在多次碰壁后，他们找到了具有融资、融物业务的公司——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它可以提供设备直租。

　　交银金融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裁吴家骏：“我们来出资买设备，然后租赁给它进行使用，这情况下满足了客户对于设备采购和使用的需求。”

　　芯信安电子总经理陈祺欣：“每月按照设备的评估支付给交银租金，这样一来资金压力就会小很多。”

　　虽然设备直租解决了资金问题，但在政策上又遇到了些麻烦。根据《金融租赁公司项目公司管理办法》，集成电路设备不在自贸试验区项目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的租赁物范围内。

　　吴家骏：“企业有需求，我们也有意愿，但是监管上面有一定障碍，需要做出突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联系了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和金融监管部门。”

　　芯信安面临的问题也是产业的共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上海上千亿芯片产业的命运，也关系到国家发展芯片产业的战略，因此临港新片区决定做些新的尝试。

　　在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后，临港芯片区开始试点。今年6月，芯信安提出需求，到8月份问题就解决了。他们仅用不到10%的首付款，就拿到了价值几千万元的设备。

　　经过十年的发展，自贸试验区已经融入到了“一带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重大战略中，起到了支点性的作用。而未来，这种支点效应还将会有进一步的体现。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自我开放”，更是一场制度改革的“大戏”。在一项项突破与创新中，自贸试验区的政府职能也在不断地发生转变。

　　最近几年，咖啡界的头部品牌瑞幸咖啡发展十分迅猛。上海庞大的市场规模，吸引着这家企业前来落户。但是在2019年以前，瑞幸为办理营业手续花费了不少时间。

　　每开一家店就需要10—20天的时间，这对于计划要开上千家门店的连锁企业而言，成本不小。2019年，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了“一业一证”制度，把多个许可证整合为一张“行业综合许可证”，审批时限压减了近90%，申请材料压减了近70%，大大方便了企业办理营业手续。

　　随后，上海又推出了“一业一证”的升级版——市场承诺即入制。

　　上海浦东新区区府办政府职能转变协调处处长郭颖：“就是我们一次性告知企业，它就是进入这个行业所需要的全部条件，它只要承诺我已经符合条件，并且提交比较少的必要材料，那么我们就可以当场把这个许可证发给它，通过这些流程的优化也倒逼了政府职能的转变。”

　　从10天到5天再到1天，推动上海速度的，正是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的转变。从管理者到服务者，一项项改革措施让上海营商环境日益改善，经济活力也被不断激活。

　　如今，“一业一证”“承诺即入”等简化审批的做法，已经复制、推广到了全国。不仅上海，十年来各地自贸试验区不断进行政府职能转变，为社会打通“堵点”、痛点。比如，广东推进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实现“最多跑一次”；福建利用“互联网+政务”实施“一窗办”；北京推出“全流程一站式”服务，实现从企业注册到注销的全流程服务。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改革创新研究所所长王果：“自贸试验区以事中事后监管为核心，来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问计于企，问策于企，结合企业的需求来推动我们相关的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雁飞千里头雁领。十年来，全国自贸试验区以上海为“头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形成了一批制度创新成果，培育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积极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未来，我国还将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快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推动制度型开放，发挥好自贸试验区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示范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