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打工，最光荣
打工青年艺术团第一场演出是在北京一所高校的建筑工地里，这次演出，孙恒他们差点被人轰跑。
演出设备非常简陋，只有两把吉他，一把口琴，麦克是在家唱卡拉OK用的，绑在一根钢筋上，插在地上，两只音箱又小又旧，电视机也是临时借来的，一根电线上挂了几只照明用的小灯泡，但台子上方有一条醒目的条幅：“天下打工是一家”。
当孙恒他们演唱《讨工钱》时，演出达到了高潮，掌声、叫好声震耳。
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不给结工钱，面善心黑的周老板，躲将起来不相见。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空手而归没法办，只有横下一心：讨工钱!……
在场的500多名农民工群情激昂，跟着孙恒齐声吼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团结一心讨工钱，条件一个：结工钱!霞光万丈照天边，周老板乖乖结工钱”。
工友们特别开心，但工地老板害怕了，出面干涉，要求马上停止演出。他觉得我们是在煽动工人闹事，其实我们并没这么想。2002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很普遍，但大家没有公开表达的渠道。工友们应该有表达自己的权利，能替他们说话，这也是我们艺术团的宗旨。获得劳动报酬是法律规定的，怎么能说我们是闹事呢?”
演出中，艺术团经常会发一些普法的宣传材料，经常是演出完了，真的就有工人直接去找老板，讨自己的工钱。孙恒说他们的演出，非常受工友们的欢迎，但最大的阻力是资方，就是老板们。他们联系演出，联系20次，能有一次成功就不错了。老板的托辞是：我们的工人很忙，加班加点，没时间看你们演出。
事实是，老板们害怕我们跟工人接触，怕我们知道他们损害工人权益的事。工地包括一些工厂，完全是封闭的，外人根本进不去，工人就跟包身工一样，谈不上有什么权益。作为一个个体，农民工为争取自身权益打官司，这个成本太高了，无论时间、精力、金钱上都耗不起。现在，农民工想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的途径并不很畅通。”
要想做公民，还真得动点脑子
《我向总理说真话》一书的作者李昌平，偶然认识了孙恒。李昌平说：“农民工需要孙恒，劳动者需要孙恒。我和孙恒成了好朋友，我多次观看他们为农民工义务演出，农民工观看演出时的笑声、哭声、叫声、歌声，让我感受到了劳动者被压抑而渴望伸张的力量。如果有一天，天下的农民工都能感受到‘我劳动、我快乐’!那该多好啊!”
2002年，香港的一家慈善机构资助了打工青年艺术团，艺术团陆续添置了电子琴、架子鼓等乐器。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后，他们和明圆打工子弟学校、肖家河街道居委会，三方共建成立了“农友之家”，现有300多个注册会员，二三十个骨干，3名固定工作人员。
肖家河是打工者聚集的社区，这里常住居民4000人，外来人口却有1.2万。成立协会的主要目的，是想给打工者一定的技能培训，灌输一些知识，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
他们建起了电脑室，20多台旧电脑都是从社会上募捐来的，每台花了100元重新维修，到现在为止，一共办了3期电脑免费培训班，每期3周，教师是北京理工大学的志愿者。他们还出版了自己的报纸——《社区快讯》。四开杂志，每出一期要120元，一共印2000份，由志愿者发放给打工者，文章都是自写自编，已经出了3期。
有一篇属名“小山”的文章，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也是人，但我们‘这种人’前边还要加上‘农民工’，合起来叫农民工人，然后简称‘农民工’，再然后简称‘民工’。这样就打了个三折。看看，做人难呀!”
“现在，我们大概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是‘人’，又不是‘人’。今天大家来参加活动、参加义工培训——就是来做人来了，今天我们不是打工者，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那么，想做公民，除了宪法的保护之外，实际上要实现这个白纸黑字上的权利，还要大家争取。在没有财产、没有物质手段做基础的前提下，要想做公民，还真得动点脑子” 。
天下打工是一家
2004年7月，打工青年艺术团签约北京京文唱片公司，推出了他们的首张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
同样是打工出身的京文唱片老板许钟民表示：这张CD不仅仅代表着打工青年艺术团，在艺术团的背后，是发生在有成千上万农民移民新工人队伍中的文化合作运动。只要把听到的声音放到这场生机勃勃的运动中去，您就会理解为什么这些歌曲是如此的普通，以及这些普通的歌曲所起到的作用。
孙恒说：这张唱片我们没有想到要赚钱，但会搞一些义卖。发这张唱片的目的，一是对我们两年来唱作歌曲的整理，因为有很多歌被工友们传唱，希望通过发唱片，能普及这些歌;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社会上关注三农问题的知识分子，比如大学生、学者等，通过文艺的方式来关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应该有表现打工者心声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