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很多人对十二年前一场突如其来地爆发的那个叫做SARS的传染病记忆犹新。SARS让我们措不及防，也付出了很多血的代价。今日，一种名为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病毒又卷土重来。那么这个中东呼吸综合征是否会像sars那样肆意爆发呢？十几年时间过去了，我们国家的重大突发新发传染病防控工作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传染病无国界  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为你保驾护航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高福：昨天才126（人），今天138（人），增加了12个。

　　6月13号，是个周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高福，却并没有时间休息，开了一上午学术会议，虽然已经临近中午，他还是赶紧来到电脑前，想了解一下中东呼吸综合征的最新情况。

　　高福：病原没有护照，病原出国不需要签证，不要以为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就是中东地区的，（已经）到了韩国了，在我们都没注意的情况下，至少病毒到了中国了，任何一个病原不管哪些地方出来的，就是地球的，世界的。

　　通过网站和中国疾控中心内部通报的消息，高福得知，这天韩国的新增病例又增多了，而且首次出现了儿童和医护人员感染。

　　高福：这个病毒在中东最多20多人，现在（韩国）上百了，所以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个现象是由于早期干预不够，还是病毒发生变化呢？作为科研人员我们还要继续跟踪这个病。

　　由于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在短时间的急剧爆发，已经导致韩国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景象，高福现在密切关注着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发展的新动态，那么他能否告诉我们，这个病毒是否会在中国爆发和流行呢？

　　高福：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吃定心丸呢？我个人的观点是可以吃定心丸的。

　　高福认为，面对目前正在韩国肆虐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中国公众大可放心

　　传染病无国界，面对目前正在韩国肆虐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高福凭什么敢给中国的公众打了这样的包票呢？

　　高福：因为我们国家建立起这一套，SARS以后建立起整个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公共卫生体系可以做到保障。我们积累的很重要的经验就是有一个联防联控机制，就是国家从检疫部门，卫生部门，农业部门，环境部门，外交各个部门的教育部，各个部门的联合是一个联防联控机制，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高福告诉我们，对于外来的传染病，一个“防”、一个“控”是最重要的。因为有了联防联控机制，所以当首例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刚一进入中国境内，就立即被发现并马上隔离。采访时，高福介绍说，事实上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并不是刚刚出现的，早在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就已经在中东地区出现，而我国的科研机构就已经着手对它进行了研究。

　　高福：我们国家其实2012年他们出现这个病，我们国家科研、机构检测，疾病检测都有布局。

　　高福介绍说  早在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就已经在中东地区出现，而我国的科研机构就已经着手对它进行了研究。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这次给我们的任务时间，还是像以前一样，依然是36小时拿结果，所以我希望各个岗位的话，能够有效的这个衔接，还是一直那句老话，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正在布置工作的是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所长金奇，已经快到了下午下班时间，但所里突然接到应急任务，需要紧急检测一份病原样本。

　　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给大家布置（任务）好像挺紧急的。

　　金奇：对。作为应急检测这一块，是我们所重要承担的任务之一，这一次任务给我们还是比较宽松的，经常是，你看现在时间大白天给我们一个任务，我们还有时间这个来做。我们以往的一些任务的话，经常是这种夜里12点才把样本送来，那就得连夜得做，甚至经常给我们苛刻的是8个小时（出结果）。

　　金奇告诉我们，作为专门从事传染病研究的国家级科研单位。通俗点讲，当一个传染病可能或已经威胁到公众时，他们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需要第一时间弄清楚，这个病原“是什么？”“从哪里来？”为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和防控提供科技支撑。

　　金奇：所以这个病原体快速准确的发现，这个病原体，我觉得是整个应急处置里头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金奇认为 病原体快速准确的发现是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和防控的第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

　　金奇告诉我们，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成立十个年头了，2003年sars事件的惨痛经历，是这个研究所成立的重要原因。

　　金奇：SARS之后，政府对传染病防控这一块，无论从应急处置，还是从基础研究，还有相应的一些诊断试剂，产品发生这一块都高度重视，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背景下，2004年那么就是从卫计委，卫生部，原来的卫生部来讲就是批准成立一个新的所，当时正好赶上这个课题提机构的改革，一般都在缩编，唯一新成立的所，它的定位就是在我们卫生行业中，唯一一个专门从事传染病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专业的研究所，这是唯一一个。

　　作为sars之后新组建的传染病防控领域的“国家队”、“御林军”，他们对目前公众关心的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做了哪些研究呢？这些研究的结论能否消除我们的担心呢？

　　金奇：现在MERS大家都很关心，很多人都会问，这个会跟蝙蝠有关系，是蝙蝠带的病毒感染了人了，很多人会问，我们国家的蝙蝠带不带这种病毒？现在我们工作可以基本上来回答这个问题，从四年以前，我们按照这个传染病重大科技专项这个部署，把全国各个省的涵盖全国范围，我们国家大概40多个蝠种，蝙蝠，接近五千只所携带的病毒，全部扫了一遍，那么可以告诉大家的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蝙蝠没有携带MERS病毒。

　　除此之外，金奇和研究人员还发现，现在国际社会盛传，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是由蝙蝠传染给了骆驼、再由骆驼传染给人，那么我们国家的骆驼是否携带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呢？

　　金奇：三年前，当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事件出来以后，我们所也系统性了组织了安排在全国有些三四个省的骆驼，进行了筛查，那么结果是骆驼根本没有自然状态下含有携带冠状病毒，所以更不可能有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

　　事实上，不仅是此次的mers病毒，这些年，从手足病、到猪流感、甲流、禽流感，每一次为了给突发、新发传染病防控提供科技支撑和防控决策依据，金奇和他的团队都是冲在第一线。

　　每一次为了给突发、新发传染病防控提供科技支撑和防控决策依据，金奇和他的团队都是冲在第一线。

　　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帆：我们这是属于国家队，国家队就是国家来了任何一个重大疫情，我们都要首先冲上去。

　　杨帆，中国医学科学院病原生物学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这些年，全程参与了每一次突发、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工作。2014年，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肆虐，死亡人数屡创新高，作为中国的传染病防控专家，杨帆第一次走出了国门。

　　杨帆：所里跟我说，前方派我去，我一口答应了，毫无犹豫。

　　虽然杨帆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所里安排的援非任务，但他的家人却非常担心。

　　杨帆：我太太是，当时一听我说这事，当时她就哭了，她也是在CDC(疾控中心)也做这方面的，我们俩一直是同学，所以非常了解。但是我跟她说，这个事只能我去，这种事情，我要不去别人去，他们风险更高，我去了反而没有什么风险。

　　虽然杨帆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所里安排的援非任务，但他的家人却非常担心。

　　一方面是要克服艰难的生活条件，另一方面还要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救治，但最终第一批援非的工作人员还是圆满的完成了任务，并且实现了团队零感染。高福院士正是第一批援非专家组的负责人之一，采访时，他对在援非时面临的种种困难，都是轻描淡写，但是一提到深入一线的收获，他就口若悬河。

　　高福：我们去非洲防病，实际上大家必须知道也是为了我们自己把传染病防控关口前移，过去说我们关口在中国防病，现在我们把关口挪到非洲去了。我们还在国际一流的杂志也从科学的角度对这个病毒进行了分析，从科学的层面来判断这个病毒的发生、发展、进化趋势，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我们国家这一次援助非洲取得的一个很大的成就。

　　从sars到现在的中东呼吸综合征，我国对重大突发、新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已经比十多年前有了巨大的提升，我们现在不仅有周密的联防联控机制，还成立了专门的科研机构，为防范突发疫情提供科技支撑；中国对突发疫情的防控能力已经得到国际认可，一些国家发生疫情后甚至还常常主动邀请中国医疗力量对他们进行援助。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在中国整个应对传染病防控体系能力提升的过程背后，有着许许多多付出、努力和执着。

　　从SARS的措手不及到如今联防联控机制日益周密  中国医疗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我们见到侯云德院士时，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正在这个十多平米的书房工作。闷热的天气、外面的嘈杂似乎都跟他没有关系。

　　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您正在写的这是什么？

　　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十三五”的计划。

　　记者：都是您自己亲手写吗？

　　侯云德：是，助手不知道怎么弄，每次写这个东西交给科技部去。

　　记者：都是您自己打字写的？

　　侯云德：都是我写的，都是我打字的，2020年目标，标志性成果。

　　侯云德院士正在起草的是，传染病防治国家重大专项的“十三五”计划实施方案。2003年sars事件之后，国家启动了传染病防治国家重大专项，侯云德院士正是这个国家重大专项的技术总师。

　　侯云德：控制传染病是一个民生工程，SARS以后，从中央的国家领导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是特别关注的，一次2009年流感大流行，还有H7N9，李克强也关心，老问我会不会流行起来，为什么总理会关心这个事呢，他知道传染病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民心不安宁。

　　侯云德院士正在起草的是，传染病防治国家重大专项的“十三五”计划实施方案。

　　尽管已经86岁高龄，但侯云德院士却还是忙个不停。在他书房的这个门把手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研讨会的出席证。

　　侯云德：前段时间刚从泰州回来，泰州医药城。

　　侯老告诉我们，现在他还保持着每周出一次差的频率，通过深入各地的实地调研，掌握第一手的资料。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各种渠道时刻掌握全球科研的最新动态。

　　侯云德：我现在还是我每两个礼拜，我写一个生物信息给各位专家看，国际上在这方面有哪些新进展。国际上进展很快，全世界科学都在搞，你要掌握全世界科研的动态，我主要搞顶层设计，顶层设计就需要掌握各种动态。

　　在侯云德院士书房的门把手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他参加各种学术会议、研讨会的出席证。

　　侯老和病毒已经打了半个世纪的交道，最近十多年，在和频繁爆发的病毒打交道时，“举国体制”“协同创新”的模式，让他的信心越来越足。

　　侯云德：我这么大岁数，搞病毒半个多世纪了，为什么搞病毒，你得知道病毒是干什么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控制病毒，传染病没有国界的，一定要举国体制，要协同创新。

　　侯老告诉我们，2009年对甲流的防控，正是举国体制成功的一个范例。

　　侯云德：中央搞了一个联防联控机制， 38个部委都一起来，外交部、财政部都来，一块共同商讨怎么对付，这是非常好的办法，体制，科技创新促进了体制创新，体制创新促进了防疫工作也创新。

　　侯云德认为 2009年对甲流的防控，正是举国体制成功的一个范例。

　　最终，在2009年抗击甲流的过程中，我国的科学家取得了八项世界第一，对我国和全球疫情控制做出了特殊贡献。

　　侯云德：八个第一，第一个诊断试剂是我们第一个搞出来，第一个在世界上研制甲流疫苗成功，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福田敬二，他专门搞流感的，他就说过，中国堪称典范，讲我们堪称典范，完全扭转了SARS的被动局面，变被动为主动。

　　除了举国体制的保障，面对突入起来的疫情，药物和疫苗是突发传染病防控的一个关键；2004年底，我国各地H5N1禽流感疫情频发。严峻形势下，国家发改委紧急向国外公司订购世界卫生组织唯一指定用药——“达菲”，但却得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答复。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李松：说需要排队，大概2008年才可以订购，对控制疫情是，这么大一个国家的疫情控制，一定要自主，不能依靠其他人，靠其他人也是靠不住的

　　一个13亿人口大国的公共卫生安全，怎能寄托于外国公司？李松的课题组临危受命，经过100多个日日夜夜的攻关，完成了50万人份的药品储备任务。2009年，流感病毒“改头换面”再次袭来。短短一个月内，世界卫生组织逐步将预警级别由4级提高到6级。

　　李松：六级就是全球大爆发，所有人没有免疫屏障，所有人都需要，都是易感人群，需要进行防控。这时候国家就紧急决定，要覆盖整个人口的2%来进行药物的准备，就需要2600万人份的药物，这是很大的一个量，那时候我们团队成员都下到工厂，当然是在国家有关部门，比如工信部他们组织全国的生产能力来进行协调，使用我们的技术进行组织生产，很高兴我们按时完成了国家这个储备任务。

　　2009年，世界卫生组织逐步将流感病毒的预警级别由4级提高到6级。

　　最终，李松的团队提前18天完成了战略药品的储备任务，仅此一项任务，就为国家节约了58亿元的采购经费。李松告诉我们，战略药品的储备，仅靠国外是不行的，真正到了紧急的时候，我们往往买不到、买不够、买不起。2013年春，H7N9流感病毒再次“兴风作浪”，就在这时李松课题组研发的新型抗流感病毒特效药——帕拉米韦注射液，获得国家批准，为疫情防控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松告诉我们，战略药品的储备，仅靠国外是不行的，真正到了紧急的时候，我们往往买不到、买不够、买不起。

　　李松：我觉得国家重大的新药创制专项，这些年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通过他们的支持，我们国家传染病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已经有了很大一个提升，像我们现在正在做的，在H7N9来的时候，我们正好有，因为有前期超前的部署，有这种科学的预判，我们正好有一个新药就出来了，帕拉米韦，正好国家也批准，我觉得受益于重大专项这种科学的部署。

　　采访时记者了解到，在药物研发领域一直存在双十定律的说法，也就是“十年时间”“十亿美金”，而李松坦言，在涉及突发、新发传染病防控药物的研发和生产方面，还需要国家持续不断的投入。

　　李松：因为传染病可能来无影去无踪，它来的时候可能有比较大的需求，但一旦它平时没有的时候，比如像SARS，当时是很紧张，但现在这么多年，它也没有，要说一个针对SARS的药，可能就这十几年都不会有一点市场的份额，所以企业在这方面动力是不足的，这个是市场机制是失灵的一部分，必须得由国家做一些顶层设计进行持续稳定的支持。国家还需要顶层设计，需要持续稳定的投入和支持，需要一些机制性的一些东西固定下来，这样才能不用总是临时来进行应急。

　　在北京南郊，这个在建的项目就是国家战略性药品及产业化基地，因为防控重大突发性传染病的药不同于常用药，更不能有普通药品的市场占有率，所以，国家应给予持续、稳定的投入，让这个基地源源不断为国家研发、生产出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应急药品。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研究员钟武：国家前期投资也很大，像这里的话是6.85个亿，但是建成了以后，我们要维持，要保持真正这个平台能够运转下去，而且能给国家发挥重大作用，特别是关键时候国家能用得上，还需要一个持续稳定的这种投入。

　　在北京南郊，这个在建的项目就是国家战略性药品及产业化基地。

　　今年4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进展》报告中指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100%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98%县级以上医疗机构、94%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现了法定传染病实时网络直报。

　　2014年全球有个最热的词，就是埃博拉。据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球感染埃博拉的病例已超过2.1万，其中近万人死亡。我国派出多支医疗队奔赴埃博拉疫区救援的同时，国内也开始了埃博拉疫苗的研制。不到半年的时间，埃博拉疫苗研制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埃博拉疫苗，也是全球首个2014基因突变型埃博拉疫苗。那么这只疫苗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养兵千日，用兵千日” 平均30岁出头的团队是如何研制出世界首个2014基因突变型埃博拉疫苗的？

　　在这个会议室，正在进行一场学术沙龙，大家一言我一语，时不时还爆发出笑声，坐在这群年轻人中间的就是陈薇，她正是这个团队的领头人。这个团队平均年龄30岁出头，但是在2014年，他们研制的埃博拉疫苗，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个进入临床实验的埃博拉疫苗。

　　在这个会议室，正在进行一场学术沙龙。在座的团队平均年龄30岁出头，但是在2014年，他们研制的埃博拉疫苗，成为继美国、加拿大之后，第三个进入临床实验的埃博拉疫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院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我们的疫苗有几个特点，第一我是2014基因型的，现在这个病毒就是2014的埃博拉病毒，所以我们疫苗更有针对性，我们还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就是我们是冻干剂型，那美国和加拿大两个疫苗都是液体的，需要负80度保存的。所以我们疫苗在非洲国家，在他们基础设施不是特别完善的情况下，我们疫苗的普适性、推广性也更好。

　　陈薇告诉我们，去年埃博拉疫情肆虐，她和团队的成员进行了五个月的攻关，成功研制出了埃博拉疫苗，确保了我国的公共卫生安全。而这一切却得益于他们一早就盯上了这个横行几十年的病毒，对它进行了大量的跟踪研究。

　　陈薇：其实我们真正开始做是2004年就开始做埃博拉疫苗相关的研究，那么有了工作基础以后，2005年我们获得国家863的资助，863这个课题题目就是重组埃博拉病毒疫苗的研究。我们这个疫苗不是2014年爆发以后才做的，我们有很好的工作基础，当我们整个初步的研究结果在世界最顶级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发的时候，那么国外的专家承认这是全世界第一个2014基因上临床的疫苗。

　　在2014年陈薇团队研发的埃博拉疫苗是国外的专家承认这是全世界第一个2014基因上临床的疫苗

　　目前，陈薇团队研发的埃博拉疫苗已经在中国完成临床实验，近期将在非洲开展临床实验。

　　陈薇：他是中国药科大学毕业的，在读的博士，张哲（音），这马上去塞拉利昂，已经在签证了，

　　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他要去塞拉利昂做什么？

　　陈薇：做埃博拉疫苗。

　　记者：就是那边的临床实验要派他去？

　　陈薇：对，要派他去。

　　在陈薇团队采访时，记者看到，这些平均年龄只有30岁的80后，工作状态轻松、充满活力。在重大突发、新发传染病防控领域，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陈薇：以前叫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我们叫养兵千日，千日用兵，就是你的功夫是在平时这个阶段去积累的，是靠你的能力提升，以不变应万变来做防控工作，而不是等疫情来了才做这个事儿。

　　半小时观察：来自中国的力量

　　经历“sars之殇”，目前，我们国家在重大突发新发传染病的防控能力和十多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相比十年前，我国疾控系统防控传染病能力大幅提升，这得益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国家对疾控投入增加；第二是我国在传染病重大专项上提升了技术能力；第三是中国疾控实验室对未知病原检测能力增强。2003年以来，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的投入，其中中央通过国债项目投入29.2亿元，地方投入约75.8亿元，完成了2448个县级及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基础设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