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物】

　　李沛生　中国塑料餐具联合办公室主任

　　刘英俊　原中国轻工业部塑料加工应用科学所

　　马占峰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秘书长

　　唐赛珍　原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

　　董金狮　北京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主任

　　张红军　北京红军伟业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

　　邹　华　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

　　顾育新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管理处副处长

　　金耀光　上海思凡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

　　曹　磊　环保部环境认证中心标准与政策研究室主任

　　杨惠娣　北京工商大学轻工业高级工程师

　　居　奇　昆山保绿塑料资源再生处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解说：2月16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第21号令对《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有关条目进行局部调整，在淘汰类产品目录中删除了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并且将于2013年5月1日起生效，然而在过去的14年里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曾于1999年　2005年和2011年三次被国家列入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淘汰目录，而且在公众的认知中，发泡餐盒一直都有“白色污染元凶”之称，如今发改委的解禁令已经让被禁止了14年的发泡餐盒获得平反。

　　对于发泡餐盒的解禁在质疑之声不断的同时，也有坚决力挺的声音。

　　李沛生（中国塑料餐具联合办公室主任）：这种发泡餐盒它是安全的，无毒无害的，第二它的价格便宜，性价比高，那么第三个在所有的快餐（工具）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符合循环经济理念的绿色产品。

　　解说：李沛生是中国塑料餐具联合办公室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绿色包装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面对众多对解禁的质疑，他曾组织解禁的主要支持者，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等五大协会专门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坚决支持发泡餐盒重返市场。

　　刘英俊（原中国轻工业部塑料加工应用科学所）：我本来我70岁了，我没有必要再去为某一个（产品）去奔走呼号了，我是为行业的荣誉而呼号，就是我们塑料行业本来是个绿色的产业。

　　解说：面对发泡餐盒引起的争议，3月20日发改委针对此事发布说明给出了五大解禁理由，概括起来是符合食品包装用具相关标准、可回收利用，绝大多数国家都在用可节约石油资源，民众环保意识提高、不再乱扔等等。然而有媒体将这些理由与14年前禁止发泡餐盒的理由进行了对比，发现其中存在前后矛盾。2001年国家经贸委也就是现在发布解禁令的发改委的前身，在《关于立即停止生产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的紧急通知》中，如此解释：“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在生产、使用、回收等各环节都存在严重问题，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发泡剂，有的会破坏大气臭氧层，有的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在高温下使用不当易产生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使用后随意丢弃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入土掩埋很难降解，会造成对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且回收和处理难度很大。”对比14年前后禁止和解禁的理由，可以发现发泡餐盒究竟是否安全，是否环保，前后说法截然相反。

　　马占峰（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秘书长）：一个事物在十年前和十年后，同一个事物它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两个判断肯定是不一样的，你能说它是矛盾的吗？

　　记者：你觉得现在解禁的条件成熟了吗？

　　马占峰：我认为早就成熟了，一个小小的餐盒，值得这么大惊小怪去炒作吗？

　　解说：多年来，“白色污染”是一次性发泡餐盒深入人心的标签，甚至也有危害健康的说法，但14年间，支持发泡餐盒的声音和行动从未停止，那么发泡餐盒究竟是否安全？是否环保呢？14年前为什么被禁？今天又为什么解禁？14年来国家又为何出台如此之多的相关法令？

　　记者：为什么一个发泡餐盒在14年让国家的这么多的相关的部门都去关注，而且出了这么多条的令？

　　马占峰：我们也很奇怪，我们中国大陆上消费的聚苯乙烯的材料超过200万吨，这个餐盒全国使用满足需求都不超过10万吨的东西，为什么媒体这么热炒，这么关注，我们也很奇怪。

　　李沛生：我搞包装30多年了，还从来没这么一件事情，经贸委这么下大力气，说明它的复杂性，也说明了斗争的艰巨性。

　　记者：什么斗争？

　　李沛生：什么斗争，就是科学和反科学。

　　解说：虽然被禁了14年，但是在某些批发市场上依然会有发泡餐盒在公开销售，这种禁而不止的现象从未间断过，就像延续了14年的争论。

　　发泡餐具在中国的使用始于1986年。

　　李沛生：我当时在包装总公司当企业局局长，我负责从日本引进的。

　　解说：1986年中国第一条发泡餐具生产线，从日本引进在河北的沧州生产，中国人第一次见到了这种新型材料制成的食品包装盒。

　　记者：那个时候就是对于发泡餐盒它的这种使用的安全性，有做过这种调查和了解吗？

　　李沛生：我首先要进行可行性研究，这个研究证明它无毒无害，它本身一个像这样的，我们把它叫标准餐盒了吧，只使用四到五克原料，95％以上是空气。

　　解说：发泡餐具的基本材料是聚苯乙烯。1839年，德国人第一次从天然树脂中提取出聚苯乙烯，这种材料伴随人类的生活已经超过了170年。

　　唐赛珍（原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聚苯乙烯餐具在1996年以前，特别是2000年以前是广受老百姓欢迎的，性能很好，保温性，中餐里面叫保温性很强大的，另外就说它防水、隔油，另外耐压性好，特别是它价廉物美。

　　解说：唐赛珍是原中国轻工业信息中心的高级工程师，长期关注聚苯乙烯的实用性研究。　

　　唐赛珍：聚苯乙烯其它都好，就是耐热性不高。因为它的熔点是103到107（摄氏度），它的软化温度是87到97（摄氏度），所以我们长期对聚苯乙烯它的安全使用范围是在80度以下，瞬间100度没关系，短时间。　

　　记者：这个很短的时间是多长时间？

　　唐赛珍：比如10分钟左右、20分钟没什么问题的。

　　记者：发泡餐具其实可以是安全的，对吧？

　　董金狮：对。　

　　记者：如果符合材料的使用包括生产流程是可以制造出来？

　　董金狮：对，这是没有问题的。　　

　　解说：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此次解禁的双方，都承认用聚苯乙烯制成的发泡塑料餐盒只要是合格产品，本身无毒无害，使用时除了不能耐高温，其廉价物美的性能非常突出。也因此在1986年，当它被引进到中国后，率先使用在京广、京沪、京哈等主要铁路干线的火车上。随之而来的便是开始在铁路沿线出现令人震惊的“白色长城”景观。　

　　董金狮：那会儿火车也比较慢，好多人都吃盒饭　，甚至有时候在火车上吃好几顿　，这样的话造成了在铁路沿线的白色污染　。

　　解说：当时董金狮在铁道部劳动卫生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环保餐具的研究与开发，如何控制铁路两旁的“白色污染”就成了他的工作重点。

　　记者：当时有没有就是说对它的这种产品的安全，包括回收有一些考虑，当时在用的时候？

　　董金狮：开始对回收没有要求，但是对它的卫生还是有要求的。那么我们国家对食品包装的塑料制品，从原料到成型品都有一些要求，但是在使用完了以后造成环境污染问题铁路开始也没有要求。

　　解说：由于发泡餐盒给铁路沿线生态以及景观造成的“白色长城”引起举国关注，铁道部于1991年开始研究治理铁路沿线“白色污染”的对策，并于1995年5月起全面禁止在车站和列车上使用发泡餐具，代之以可以降解的环保概念餐具。

　　记者：在这个之后发泡餐具在其它的地方是不是还在继续使用着？

　　董金狮：当然其它地方并没有政策，大家都在大量使用，也是随意丢弃也没有回收，这样造成了就是越来越严重的城市污染。

　　唐赛珍：强调一个，就是塑料并不是白色污染，造成白色污染跟塑料材质本身无关，是管理问题，是人们的环保意识，就说明这个，因为那段时间把塑料真的做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远离塑料　，这个东西很厉害的那段时间，1990年代（的时候）。

　　解说：1993年，张红军开始做发泡餐盒的销售，经过几年的经营他慢慢成为北京为数不多的几家大的经销商，在铁路被禁的发泡餐盒开始将市场转向城市。

　　张红军（北京红军伟业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因为我们做销售，从1993年就接触这个发泡餐盒　一直到2000年前禁的话，这中间一共七八年的时间没有再做，而且我做的销售还非常好。　

　　解说：随着发泡餐具使用数量的急剧增加，随意丢弃的发泡餐盒也开始成为北京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环境问题。1997年，作为解决这一环境问题的措施，一套发泡餐盒的回收系统开始在北京建立。张红军也成为建立这一回收系统的参与者之一。

　　记者：要求你们去做，那时候心里会有怨气吗？

　　张红军：有啊。你想当时感觉那个餐盒里面全是剩汤剩饭的，让谁干谁都不乐意干啊。我记得1997年　1998年的时候，员工工资大概像我们在市场的话　，可能就是三四百块钱的工资吧，但是做回收这一块工资，当时就基本上翻了一番。

　　记者：它是哪方面难处理啊？

　　张红军：你想吧，这个有的里面有餐巾纸带筷子，全都给你弄回来的，我们去交的话，肯定这些东西不行的，我们必须把每一个盒里的东西把它分拣出来，然后重新把它码放在一块儿。

　　解说：张红军主要负责回收站的建立，他总共投资了10多万元，雇佣4个工人，还专门购买了一辆车专门用于运送回收的餐盒，将收集起来的餐盒简单处理后送到处理厂，按重量在处理厂收取回收费用。　

　　记者：那发泡餐盒的回收有什么比方说特别困难的地方呢？

　　董金狮：脏，放哪儿都是味，老鼠在那就是扎堆了，苍蝇各种虫害就在它周围聚集。

　　解说：这套回收系统是由北京市的6家一次性发泡餐盒生产企业投资建设的，总投资达到了三千多万元，并建立了8个回收站。作为全国的试点，虽然起步艰难，但回收还是有了起色。　

　　张红军：因为好多人知道这个回收体系以后　，包括像垃圾箱里面或者垃圾桶、垃圾堆里面，捡破烂都给它捡回来了，到后期这个量应该是非常大的。

　　记者：这个清洁人员，他们愿意把这些餐盒捡起来然后送到你们回收站来吗？

　　张红军：愿意啊，后来他捡了以后，这一包假如说是两公斤一公斤，他有钱啊。

　　解说：收集到的废弃餐盒被运送到当时建立的回收处理厂，通过清洗和粉碎重新制成了聚苯乙烯颗粒，用于低端的塑料制品原料，但是效益十分有限。

　　刘英俊：可惜（回收）推行的并不顺利，因为什么呢，餐盒的价值很低，它的成品才四五分钱，真正到了回收的环节一个个捡起来然后再送到工厂去，这个费用太高了，远远超出它本身的那点残留的价值了。

　　解说：而后续处理难度大这也正是此次反对发泡餐盒解禁一方的重要论据之一，即便赞成解禁的刘英俊也同样认为发泡餐具的回收利用价值很低。　

　　刘英俊：最主要的就是它的运输问题，一辆5吨的解放卡车，特别是那种垃圾压缩车只能够装300公斤，另外它的清洗确实是要造成新的环境问题，也是不太容易被接受。

　　记者：当时的运输费用是由企业来承担吗？

　　刘英俊：企业承担它不愿意啊，它没有这个能力，它回收回来还得给小贩，一个（餐盒）2分，运到那个地方它承受不了。

　　解说：1997年，北京的白色餐盒回收开始艰难起步，但两年之后的一项产业政策调整将宣告它的终结。

　　一次性发泡餐盒在中国开始被大量使用后，由此引发的“白色污染”问题也经常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发生在1998年。

　　刘英俊：后来严重到什么程度，主要是因为1998年长江发水几万士兵和群众到了大堤上防护，吃饭都是用快餐盒，那么把餐盒扔到长江里了。咱们当时的政府领导人在长江上看的时候，就是葛洲坝跟前堆满了白色的一片片的被丢弃的餐盒。

　　解说：当时媒体报道称葛洲坝长江江面白色漂浮物最厚处达一米五，站上去一个人也不成问题，甚至拥堵了葛洲坝的发电机组。一只小小餐盒所积累的巨大的环境问题，也终于给这只餐盒的命运带来了灭顶之灾，发泡餐盒终于作为一个无法被容忍的产品，开始进入到国家产业调整的视野中。1998年9月22日，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建设部、交通部、国家旅游局联合下文，禁止在铁路车站和旅客列车长江及太湖等内河水域航运的客船和旅游船上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1999年1月，原国家经贸委发布《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发泡餐具赫然在列，这就是那个在塑料行业内赫赫有名的“6号令”，也因为这一纸禁令，一夜之间改变了很多企业的命运。

　　记者：为什么已经在做试点，而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收效的情况下，突然又直接禁止掉了呢？

　　刘英俊：这个就是经贸委的决定。

　　记者：当时你们听到了这个决定以后，有没有尝试去沟通？

　　刘英俊：我们当时有一次性餐具的一个发泡塑料的专业委员会，当时有很多会员去做一些申诉或者是向政府反映的工作，但是恐怕力量有限也没有动摇当时的领导的决心，就是不让用。除去刚才说的环境污染以外，还有一个寄托于（它能）降解，降解也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这个事到了1999年干脆就一道禁令就不要再生产了。

　　解说：对于当年的禁令，无论是今天反对解禁还是支持解禁的双方都颇有意见。

　　记者：为什么当年在制定这个禁令的时候给出的这几个原因和今天解禁它的原因是一样的？比方说一个是安全的问题，当初说不安全如今说安全，当初说回收困难，如今说回收没有困难。

　　李沛生：这就说明什么呢，有关部门并没有采取措施，真正采取抓到点子上的措施，而是这个禁止生产销售使用，这是因噎废食的做法。

　　解说：6号令要求在2000年彻底禁用发泡餐盒，虽然给了北京市两年的缓冲期，但禁令之下整个回收系统很快难以为继，白色餐盒回收处理开始走向萎缩。回收处理量从2000年回收1834吨下降到了2001年的896吨，回收点也从8个减少至3个。

　　董金狮：北京的回收工作在经贸委的要求下，政府暂时脱离，政府不再抓这个回收工作了，由企业自己自生自灭，所以一直到2002年，北京的回收工作就基本上停止下来了。

　　解说：根据6号令，全国各地纷纷也出台了地方禁令，大量发泡餐盒企业只得关闭或转产，同时也有一些企业转入地下继续生产。也是在2000年，同样面临白色污染危机的上海市专门派人来到北京学习这里的回收经验。

　　记者：当时在1999年国家经贸委提出要禁止发泡餐盒的生产销售，还有使用，但是上海却允许它存在下去，同样的背景同样的原因，两条道这怎么形成的呢？

　　邹华（上海市废弃物管理处副处长）：由我们的法制部门通过一些调研，觉得纯粹地一下禁止肯定是禁止不住，我们一方面想逐步地禁止；第二方面，想发挥白色污染的资源属性，走资源化利用的道路，这两条道路并行，所以说我们制定出来的法规的原则就是源头控制回收利用，逐步禁止，鼓励替代。

　　记者：经贸委如果说它的这种发文是你们的大前提的话，按理说不应该出圈太多，比如说首先得是一个禁止，但实际上你们出圈了。

　　邹华：经贸委的文也不一定是强制性的，通过我们的研究，我们觉得还是走逐步禁止的道路。

　　解说：2000年，上海开始一边学习北京的模式，一边开始摸索建立自己的回收系统，制定了“源头控制回收利用逐步禁止鼓励替代”的发泡餐盒回收政策，同时在从2000年到2008年期间成功运行了自己的发泡餐盒回收的“三分钱”工程，并以市政府84号令的形式固定了这种回收处理方式。

　　记者：但实际上你们的84号文里面给生产企业也是有一定的也许叫扶持，也许叫补助。

　　邹华：我们没有补助，我们是应该说是让生产企业承担生产者责任，既然你生产了这个饭盒，你就要承担饭盒最后处置的责任，三分钱的效益就是这样出来的。

　　记者：三分钱怎么回事？

　　邹华：三分钱是每生产一个塑料饭盒，要付三分钱用于我们的回收利用。

　　记者：管理部门怎么保证每生产一个饭盒都确确实实交了三分钱。

　　邹华：比如说每个饭盒，一个包装袋上有我们付费的标签。

　　记者：就像饭盒的身份证一样。

　　邹华：对，证明你已经付费了，能够在市场上销售了。

　　解说：所谓“三分钱”工程，就是要求生产发泡餐盒的企业为每个餐盒支付三分钱，并用这些钱补贴和支付回收处理管理和执法费用。

　　顾育新（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管理处副处长）：三分钱怎么用呢？一分半用于补贴回收，另外半分是补贴末端的处置企业，还有一分是作为管理和执法的费用。

　　记者：从一开始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回收量变化有多大？

　　顾育新：回收量逐步上升，从刚开始的时候一亿只逐步到一点几亿，最高峰的时候有两亿多。

　　记者：您说的最高峰是什么时候？

　　顾育新：最高峰也就是2005、2006年的时候。

　　解说：上海建立的这套餐盒回收系统，要求任何希望进入上海市场的发泡餐盒企业都必须缴纳这笔回收费用，政府的相关部门严控没有缴纳费用的发泡餐盒的企业进入上海市场，这套严格的准入制度让上海成为发泡餐盒销售的孤岛，这套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使得生产消费和回收进入到一种良性的循环过程中。

　　记者：那当初提到这个三分钱的时候，你们觉得可以接受吗？

　　金耀光（上海思凡塑料包装有限公司董事长）：那个时候大家都心中没底，试一下，试了以后还可以。

　　记者：第一年算下来以后，您总共交了多少钱呢？

　　金耀光：我们2004年是每个月交67340元。

　　记者：每个月，十二个月是？

　　金耀光：80万8千，2005年交了74万，2006年交的最多了108万。记者：超过100万了。

　　记者：那为什么2006年最多呢，当时也是因为产量最多。

　　金耀光：产量上去了。

　　解说：但是当上海成为全国范围内发泡餐盒回收的孤岛之后，它的回收体系也很快开始面临各种冲击。2006年之后，随着全国很多地方发泡餐盒的“禁而不止”，外地餐盒开始进入上海市场，这些产品不受回收系统“三分钱”缴纳资金的约束，甚至是廉价低质的发泡餐盒大量涌入，金耀光所在的企业很快难以继续这场不公平的市场竞争。

　　记者：你们是竞争不过他们。

　　金耀光：没有办法竞争，他们是用废料做的。

　　记者：我们就是说你同样的一个碗，他卖多少钱你卖多少钱？

　　金耀光：肯定我们上海成本高，上海的工资比较高对吧，费用比较高，再加（回收）处置费，他们没有，他们都是小发泡（餐盒企业）。

　　记者：我们就举个例子，最普通的这种方方的饭盒？

　　金耀光：39块。

　　记者：那如果说外地的呢？

　　金耀光：外地的卖20几块，28块　29块

　　记者：你说多少个28块29块？

　　金耀光：500个。

　　记者：那摊到一个上面呢？

　　金耀光：摊到一个5分钱6分钱

　　记者：那是外地的6分钱。

　　金耀光：6分钱不到5分8厘

　　记者：那你们的呢？

　　金耀光：我们不行我们要相当于7分到8分。

　　记者：也就是说3分到2分的，那也竞争不过是吗？

　　金耀光：竞争不过。

　　解说：作为管理者，顾育新也开始感觉到那个顺利运行了几年的每只餐盒的“三分钱”工程，慢慢变得难以维持回收系统的运行费用。

　　顾育新：回过头来看，可能既有回收的工作做得比较到位的因素，也有外来流入的一些。

　　记者：外来的餐盒存在这个情况，你们怎么发现的？

　　顾育新：比如说收了100个餐盒的钱，结果回收到的餐盒有150个或者一180个或者更多，这个很明显就看出来了。

　　解说：起步于2000年的上海“三分钱”工程，到2005年开始渐渐入不敷出，原本的6家生产企业有3家纷纷转型，其余的3家也不再支付三分钱的回收费用。上海的“三分钱”工程现在难以为继，并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由于外地发泡餐盒的冲击。从上海“三分钱”工程多年成功运行的情况看，这样的回收体系恰恰应该成为今天发泡餐盒解禁之后的一种模式加以借鉴。那么今天获得平反的发泡餐盒重返市场，又能否成功建立回收体系？曾经非法的发泡餐盒企业合法化之后生产的产品能让人放心吗？

　　随着发泡餐具被列入了原国家经贸委1999年1月发布的《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的目录》之中，一时间，全国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禁止发泡餐盒生产销售的具体措施，铁道部率先引进了纸浆模塑餐具生产线，同时，各种替代产品开始涌入填补这个有巨大需求的市场，一时间市场充斥了各种自称为环保餐盒的“战国时期”。

　　唐赛珍：铁道部不是1996年禁了以后，禁了以后它就要自己供餐盒了，当时推什么，推纸浆模塑餐具，它自己上了好多线，铁道部我自己上线供给餐盒，我的利益在我这部里面了就是这样，所以那段时间，从白色污染演变成一个当时就叫“纸塑之争”。

　　解说：在发泡餐具以“白色污染”之名被禁之后，“可降解”等环保概念的纸浆、秸秆等材料的餐盒在市场上迅速涌现，但很快昙花一现走入了绝境。

　　李沛生：那么最后到了2005年，600多家兴起的纸浆模塑全部垮台了退出了市场。

　　解说：2002年之后，虽有禁令的重压，但发泡餐盒仍以众多材料难以替代的优势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击败了众多所谓的环保餐盒，最终除了聚丙烯塑料餐盒占有一席之地，一次性发泡餐盒始终占据着市场的最大份额，尤其是在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带依然存在一些大型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盒生产企业。

　　李沛生：2005年我们调查一次性发泡餐盒占有一次性快餐是70％，当时是86亿只，2005年我们在调查，聚苯乙烯发泡生产占据了一次性快餐是76％，这时候就增加到了106亿只，同时我们发现广东有十几家就变成了六十多家企业，生产的量是猛增了二十多个亿。

　　记者：为什么在广东当时会出现越压越多的情况？

　　李沛生：市场经济不是由哪一个人哪一个政令就解决的问题，那些都只能是引导，最重要的还是被老百姓接受不接受，被市场接受不接受。

　　解说：尽管发泡餐盒有着旺盛的市场需求，但是继1999年“6号令”颁布之后，有关部委及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相继颁布禁令，要求限期淘汰发泡餐具，到2005年国家发改委在《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再一次将发泡餐具列入淘汰类产品名录，禁止投资、进口、生产、销售和使用。

　　记者：你们有去争取过吗？

　　唐赛珍：我们两个人当时是叫经贸委去反映，就说它不应该是白色污染，是人的问题，包括纸浆模塑、聚苯乙烯餐盒，随地乱丢不回收起来，同样污染。

　　记者：你们的那种反映争取有效果吗？

　　唐赛珍：没效果。

　　记者：为什么呢？

　　唐赛珍：怎么听我们的？我们是一个小小老百姓，一个普通科技工作者。

　　解说：2005年面对第二次禁令，李沛生、唐赛珍、刘英俊和几个塑料制品协会开始推动发泡餐具的解禁，除了他们自己给发改委写信反映情况，还说服一些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通过提案建议要求解除禁令。

　　马占峰：我们向发改委提出从目录里边删除这一条款，我们也是2004、2005年开始就做这个工作，但是实际上禁令在当时还是生效的。

　　记者：那如果管理到位的话，是不是在市场上就不应该存在发泡餐盒，而且不应该存在如此大的量，占到70％。

　　马占峰：这是对的。

　　记者：那是不是管理上有问题呢？

　　马占峰：我认为这个是违法成本过低的问题，违法成本过低，这是企业为什么要去违法的原因，其实在禁令以后，国家没有一个部门在管理，那何谈管理呢？那何不让它在阳光下生产，我们去加强管理加强回收，让这个餐盒更好地服务这个社会。

　　解说：从全国的情况看，在6号令颁布实施后的14年里，发泡餐盒非但没有被禁止住，反而生产销售的规模越来越大。据业内人士的保守估计，全国目前至少还有100到200家发泡餐盒企业，年产量为140亿只左右。从来没有真正退出过市场的发泡餐盒以“地下”的方式继续存在着。聚苯乙烯本身无毒无害，但废料或劣质材料加工的餐盒就会释放出有毒的苯乙烯单体，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这也是此次反对解禁声音的一个重要理由，他们担心一旦解禁，不合格的劣质发泡餐盒将充斥市场。

　　记者：如果是用那些重复使用过的材料就是废料或回料来生产餐盒的话，它里边的苯乙烯含量可能就会大。

　　唐赛珍：没错，这个是监管的问题，跟聚苯乙烯材质完全没关系。

　　杨惠娣（北京工商大学轻工业高级工程师）：如果按照正规的生产，然后生产餐盒的，这个环境是达标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在生产过程中间加回收料这种行为，那就可能不达标。这个也不是材料的问题，也还是人的问题。

　　解说：的确，材料本身和监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14年前的发泡餐具被禁是因为环境污染问题而起，而此次解禁针对当年的白色污染问题，是否做好足够的准备呢？

　　曹磊（环保部环境认证中心标准与政策研究室主任）：前提条件第一是安全的，第二是质量合格的，第三是环保的，这三个因素是结合在一起的。

　　解说：在环境保护部环境认证中心标准与政策研究室主任曹磊看来，一个产品的环保与否，不能仅仅考虑原料和产品本身，而需要一个系统的评估。

　　曹磊：我们从来不认为说环保是有定义的，环保只是说在现阶段采用目前的管理手段对于环境是不是有危害，会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这个情况下我们才确认它是不是环保的。

　　记者：如果按照您提的标准，在现有的管理条件和管理水平下，发泡餐盒是绿色环保的吗？

　　曹磊：如果你没有一个完善的回收体系的话，那么发泡餐盒可能就是污染的。

　　解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国家发改委虽然第三次将一次性发泡餐盒列入了《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目录，但其中有一段针对发泡餐具的专门说明，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应用环境的变化，最初出台禁止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使用的环境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因此，我们认为应尽快制订一次性发泡塑料行业的准入条件建立和制定回收再利用的机制及相关标准等，上述工作完成后，择机将其从淘汰类目录中删除，这似乎为发泡餐具在2013年的解禁埋下了伏笔。

　　曹磊：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可能还要考虑一个使用的时候，它会不会是一种放开面的、无序的这样一个方式，那么如果是这样一个方式出来的话，那么它可能的二次白色污染，我们也是可以预见的。

　　解说：在接二连三的禁用令出台之后继续在“地下”存活了14年之久的发泡餐盒走入了两个极端状态，一端是不断激增的发泡餐盒，一端却是荒废的餐盒回收利用体系。而在21号解禁令出台之后，公众也开始担心，一旦解禁我们的社会管理能否支撑未来的发泡餐盒市场？

　　记者：大家的问题，在于将来它们怎么管理？

　　李沛生：那这不是你担心、我担心的问题。

　　记者：我担心啊。

　　李沛生：你可以反映大家的意见，但是我觉得我刚才还在相信，你要相信现在在职的公务员，他们多数人会守职尽责的，是不是。

　　解说：在（回收）体系建设上，李沛生认为曾经在上海行之有效的“三分钱”工程完全能够成为解决问题之道。3月27日，我们在上海调查，当年发泡餐具回收情况时看到当年的回收系统基本全部崩溃。但还剩下最后一家回收企业，依靠对其它产品的回收贴补着发泡餐盒回收生产线的亏本经营。

　　居奇（昆山保绿塑料资源再生处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我们是600包做一吨的例子，这样的话成本就是9000块，光原材料成本就要9000块，那这样的话从原材料看，我们一吨就要亏3000多，我们做太多我们也亏太多，这个企业也承担不起。

　　解说：居奇所在的回收企业当年从“三分钱”工程中每只餐盒能够得到半分钱的补贴。从2006年开始，发泡餐盒生产企业不再缴纳三分钱，致使回收企业的原料和资金都无法保证，工厂一直处在半停产状态。

　　记者：现在我看到一些报道说上海的“三分钱”工程，可能也遇到一些问题。

　　李沛生：困难，对，是的。

　　记者：您觉得它是一个好的经验，但它现在遇到这个困难您怎么看？

　　李沛生：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没有一刀切，没有一个统一政策，竞争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这个影响造成的。

　　记者：你觉得全国必须要统一制定统一一个政策在全国去实行？

　　李沛生：对。

　　解说：每吨3000元的亏损的确让企业无法接受，但这样的窘境又非一个和几个企业所能承受。当初为了理想选择来到上海并参与“三分钱”工程企业的居奇内心多少有些失落。

　　记者：其实你2010年毕业来这的时候，“三分钱”工程已经慢慢走下坡路了？

　　居奇：对，所以我在这边见证了它走下坡路的过程。

　　记者：当时会不会失望？

　　居奇：当时失望肯定会有一点，但是更多会去想说当时看见“三分钱”工程慢慢维持不下去的时候，当时我也会在想说环保出路到底在哪里。

　　解说：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无论是北京当年生产发泡餐盒，现在生产非发泡餐盒的张红军还是上海正在继续生产发泡餐盒的金耀光，面对发泡餐盒的解禁令他们都在观望。

　　张红军：目前还没有到无所适从这个概念，只是说现在我们都在观望期，感觉后市应该对我们行业冲击挺大。具体能冲击到什么份上？，关键还得看消费者怎么去选择。

　　金耀光：根据我的看法，如果准入的门槛提高以后，只有减少不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