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店售假、虚假海淘、信息泄露、网络融资诈骗屡屡曝光。互联网飞速发展的时代，市场监管面临怎样的新挑战？什么是好的监管？什么是不好的监管？两者的本质区别究竟是什么？重量级嘉宾姚洋走进《中国经济大讲堂》，为我们深度解析。
嘉宾介绍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经济发展、新政治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曾经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姚洋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时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十年里是非常成功的，这离不开好的监管。姚洋在演讲过程中对好的监管和坏的监管的区别进行了分析。
什么是好的监管？
姚洋用三个事例介绍了什么是好的监管。
1 中国的汇率制度
姚洋介绍，中国汇率制度的发展大致经过三个历程。第一个阶段是从八十年代初期到1994年，我们是汇率双轨制，一种是市场汇率，一种是政府制定的汇率。目的是一方面要鼓励出口，另一方面要限制进口；第二个阶段就是固定汇率阶段，从1994年到2005年，我们计算过，固定汇率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累计贡献大概是11%左右；第三个阶段是从2005年到现在，我们实施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我自己的解读就是过去四十年来我们的汇率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支持了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满足了我们一定的社会的目标。”
2 中国的资本项下管制
姚洋指出，直到今天，中国仍然没有取消资本项下的管制。姚洋表示，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国际金融危机，这跟中国对短期资本的管制是高度相关的。中国曾经出现过资本的外流，但是由于资本管制，我们控制了资本外流的速度，把这个问题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其它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资本的自由流动，但最后一旦遇到了风吹草动，那结果是非常糟糕的。
姚洋举例说明：“我去美国读书，巴西同学告诉我说，要想找到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一定要到巴西去。为什么？巴西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每个月20%，你月初拿到工资，如果不花掉，月末20%的购买率会自动消失，所以巴西每个人都必须是很好的经济学家。卡多佐当上总统之后，把恶性通货膨胀抑制住了，他的声望非常高，结果莫名其妙。亚洲金融危机波及到它，索罗斯到处筹集资金，造成了巴西资本外逃，巴西雷亚尔狂贬。这时候著名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跟卡多佐说你应该学马哈蒂尔，把资本自由流动控制三个月。马哈蒂尔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在马来西亚让资本三个月不准自由流动，所以马来西亚是受到影响最小的。但是卡多佐回答，巴西不想堕落为亚洲的三流国家。克鲁格曼的回答也是非常地尖刻，都快死掉了还有什么自由可言。阿根廷在这之前也是恶性通货膨胀，它采用了一个所谓联系汇率制度，实际上把自己本国的货币比索美元化，是固定汇率，一下遏制了恶性通货膨胀，政府不能乱发钞票了，通货膨胀没了。但是它的出口基本上只有一个国家，就是巴西。巴西的经济一垮掉，阿根廷的经济也跟着垮掉，它的外汇来源就不足了，尽管它的政府负债很低，可是比索就是支持不住了，要贬值，大家开始挤兑。阿根廷发生危机是在2001年年末，从12月20号到下一年（2002年）的1月1号换了五个总统，止不住了。所以发展中国家，短期资本的流动实际上是非常具有破坏性的。”
3 中国的劳动保护
中国1995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姚洋认为，那个时候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执行的条件是不太成熟的。其中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当时国人的收入水平还很低，发展是第一要务，如果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其中一部分企业会受不了；第二、剩余劳动力非常多，工人为了工资跳槽频繁。这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执行一直比较差。2008年，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整个人口状况还有经济状况已经有所不同。我们开始出现了用工荒，劳动力紧缺，劳动工资大涨，新一代的工人也进城了，他们的意识和老一辈的工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企业在上一轮的经济增长里，财富、能力已大大加强，他们对这种比较严格的劳动标准的承受力也增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后，过去这十年执行是越来越好。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告诉我们，立法一定要跟经济和社会的现实情况结合起来，不能过早，过早就无法执行。”
什么是不好的监管？
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过程中，姚洋例举了发生在身边的监管不当的行为。
姚洋指出，小区的停车问题表现出监管的重要性。他所在的小区是北京开发比较早的小区，当时是按照1:1.2来设计停车位，基本满足了住户的需要。可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小区车辆越来越多，停车位就不够了，出现乱停乱放的行为。直到出现了一名收费员，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大家按月给他交钱，有人管理，车辆停放变得井井有条，但当收费员离开后，又没人管理了，大家又开始乱停了，导致早晚高峰堵车严重。“收费人的离开是因为他乱收费。我们国家有一个法律，小区道路不能用作收费停车场，也就是说应该免费停车，可是免费的东西就会供不应求，它就会产生我们经济学家叫什么？租金就是价格，大家就会去竞争那个租金。收费人来收费，他拿走了租金，在某种意义上给我们建立了一种产权，我们交了费的人就应该有个停车位，那些没交费的他在某种意义上就承认了我们这样的一个产权，他不会来乱停。”
姚洋表示，知假买假也是导致不好的监管的原因。“拼多多创造了上市的奇迹，可是这个拼多多它卖的东西都是似是而非的。王海打假打了十几年，去年不能打了，但是我们要想一想，那些造假货的，如果没有人去监控他们，这个损害到底有多大？知假买假是不是就是他内心就是恶的。就像王海其实一开始，也不是说带着这种恶意去的。我们想要的那种社会结果和这个道德问题，能不能唯一地用道德作为标准来评判这些监管，这是需要我们考虑的。”
姚洋在演讲时阐明了他的观点，好的监管和坏的监管之间，需要理性的思考，做到理性，监管就会做得比较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