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我手上的这张照片，最左边的这个年轻人，香港出生，哈佛大学硕士毕业，27岁，就任瑞士某银行驻香港联席董事，29岁，担任法国一家银行副总裁，可以说少年得志，是位不折不扣的华尔街精英。再看这张照片，这个走在孩子中间的人，长年奔波在河南，安徽，云南等多个受艾滋病影响的农村，为那里的艾滋遗孤的一餐饭，一支笔，一个本操心，而他们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杜聪。

执行基金会创始人 杜聪：我们以前在纽约上班，现在想想还是挺奢侈的，公司有车，有四部私人飞机，有的时候出差也坐公司的私人飞机，现在我们到了县城要去乡下有时候要打三轮，不过我屁股比较厚，不怕颠簸。我想每个人都有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时刻，英文叫“moment of truth",就是那些让你发现真我的时刻。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时刻，让杜聪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呢?这一切还要从上世纪末，河南一些农村遭遇的一场后来被称为“血祸”的艾滋病病毒感染潮说起。当时，由于一些血站非法经营，共用针头，导致许多卖血的农民感染艾滋病病毒。2002年杜聪因为项目原因来到河南农村，当亲眼目睹了因为感染艾滋病父母兄弟相继离世，一家四口只剩下一个小女孩的时候，杜聪彻夜难眠。

执行基金会创始人 杜聪：我看见了很多人间的苦难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反而我会觉得自己原来是那么的幸运比起很多人，我决定用我那么幸运的一个人去帮助比我不幸的人。也是因为这，我跟她妈妈说，也许我帮不了你的儿子，她的儿子不久就去世了，但是我会让你的女儿有一个读书的机会。我想，艾滋病让她失去了亲人，她变成了唯一的一个孤儿，如果连读书的机会都没有的话，那老天对她也太不公平了。

当时很多孩子因此成为孤儿，虽然他们自己没有感染艾滋病毒，但依旧受到歧视，为了让那些孩子不再重复父母的悲剧，杜聪回到香港后成立了智行基金，决定用教育改变这些孩子的命运。

执行基金会创始人 杜聪：我们确实有一些孩子在村里面是捡破烂，做小乞丐，到县城里流浪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把他们重新送回学校。就是我们十几年前这些小乞丐大学毕业出来做工程师，这个人的命运有这么大的改变，如果当时我们不立马行动的话这些人可能就找不回来了。

为了这些孩子，杜聪辞掉了年薪百万的工作，长年奔走在乡村。他坐着颠簸的三轮下乡家访，操着有香港口音的河南话与老大娘聊天;坐在小桌边鼓励孩子们学习，15年，孩子们一个个长大，纷纷升学，工作，结婚，生子，而他依旧是那两万多个孤儿的杜爸爸。

执行基金会创始人 杜聪：过去十几年我们资助了2万多个孩子上学。我们很高兴，就是我们现在回顾我们最早期资助的这些孩子，60%都考上了大学。当然我们也不认为教育改变命运就是要上大学，因为我们觉得一个人能学习一个技能也有很好的发展，每一个行业都可以出状元。

可以说，对每一个受资助的孩子杜聪都视若珍宝。十几年来，他为孩子们发起艺术疗伤项目，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亲自与每一个申请资助的孩子谈话，为他们建立成长档案，还创立了烘焙学校，为那些不上大学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

执行基金会创始人 杜聪：这个面包学校培养了很多面包师傅，当中有一些拿到奖学金去法国留学，也有很多参加了全国性的面包比赛，拿了全国的总冠军，证明只要给他们足够的栽培，鼓励，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这个行业的第一。

执行基金会创始人 杜聪：(培训员工)我现在是学到中级，以后打算考更高的级别，可能的话以后想自己开一家店。

杜聪说要用自己的幸运去帮助那些比他不幸的人，如今48岁的他做到了。然而回想起一路走来的不容易，15年做公益，钱从何来?杜聪把最大的难题留给了自己。当时，艾滋病还被视为禁区，杜聪不得不像“打游击”一样去农家走访，运用私人关系低调筹资。以前从来不用为钱发愁的杜聪是否会感到落差呢?

执行基金会创始人 杜聪：那当然了，以前我们是做投资银行的，是人家来找我们要钱，现在反过来，是我要去找人家要钱，开始时我一年辛苦筹的钱还没有我以前工作一年的年薪高。

为了解决慈善资金的来源问题，他一方面积极筹款，另一方面开办社会企业。他在村里开办环保袋工厂，盈利全部用于资助当地艾滋家庭，他还尝试在上海南京路开办了一家公益面包坊。

执行基金会创始人 杜聪：我们也希望有自我造血的能力。你让一个人每天捐20块很难，但是他每天花20块买杯咖啡买个面包这个是有刚需的。所以未来公益的行业也应该公益生活化，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生活去出一份力。

曾经，这位投行副总裁的梦想是，退休后在瑞士林间买一栋小木屋，安静地享受生活。如今他希望通过教育让农村落后地区的孩子都能够得到一个发展成才的机会，希望让公益通过一个环保袋、一个面包，进入人们的生活。在这里我们钦佩感动的同时也祝福他和他的孩子们，更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公益，把爱和希望传递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