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高校是国家科技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2010年以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大奖”的获奖成果中,高校获奖数占到了全国总数70%以上，并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然而，在可喜成绩的背后，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大量科技成果束之高阁的现状却不容忽视。眼下，为了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的转化，位于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正在进行着一场独具特色的改革实践。

“布衣教授”14年不懈努力，从发明血管支架技术到走向临床和市场

2016年7月12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心内科急诊手术室里，正在进行一场急性心肌梗死介入手术，也就是俗称的“心血管支架手术”。

急性心肌梗死往往都是因为血管狭窄所致，而心肌持续性缺血缺氧所引起的休克很容易导致患者死亡，幸运的是，熊波的这场手术完成地十分顺利。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医生熊波：这个就是支架支放之后的，把整个管腔撑起来之后，整个管腔恢复了，就没有残余狭窄，他的血流就很通畅了。

在我国，急性心肌梗死每年的新发病率高达50万例，属于高发病，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安装心血管支架，利用物理作用打通血管内的阻隔。但是由血管支架导致的支管内晚期血栓，却是医学领域内难以攻克的问题。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汉雄：它是一个金属的东西，卡在血管壁上的话，可以刺激血管，这个副作用最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血管就是再狭窄，很严重的时候，病人相当于再犯一次心肌梗死。

即便是在医疗水平发达的美国，晚期血栓的发生率也仅控制在1%到3%之间。可是，一项拥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血管支架技术却能大幅降低晚期血栓的发病率。而由这个团队最新研制的第二代可降解血管支架更是给医疗界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让从事了十几年心血管支架临床手术的熊波赞叹不已。

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老人，就是这些血管支架技术的发明人黄楠，他是西南交通大学材料学院教授，在学校里大伙都称他为“布衣教授”。

之前他和团队研发的血管支架产品，可以阻止血液凝固在支架表面。这不仅仅是国际国内生物材料应用的一大突破，更是高校科研成果服务社会的一项成果。

黄楠和团队研发的两代血管支架到底是如何问世的？1991年，黄楠从德国埃尔兰根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学成归国，开始研究血管支架的表面工程技术。没有经费，没有实验设备，所谓的团队其实就只有他一个人。

三年一个人的坚持，终于等来了转机。团队有了，但另一个更大的难题依然没有解决——经费。黄楠的实验经费实在太少了。

黄楠：我获得的第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3万块钱，实验要用大量的血液，但是购买一包血液，我们实质上一次性只能用，比如说50毫升，你要买200毫升的话，这个浪费太多。那么曾经我们有三年时间，全部抽自己的血在做这个实验。

在那个年代，购买一包实验用的血液需要100块钱以上，而黄楠每月的工资也就是300元，为了把研究做下去，黄楠和另一位老师决定抽自己的血做实验。

三年下来黄楠从自己身上抽了2400毫升血液，这几乎占据了一个人人体血液总量的三分之二。

20多年里，两代血管支架的材料表面技术不断被突破，黄楠也伴随着这项研究从中年步入了老年，但是他办公室的灯依旧是这座大楼里每晚最后熄灭的那盏。

2007年，经过14年的不懈努力，由黄楠教授带领团队研究的第一代抗凝血血管支架开始临床研究，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组织的临床试验统计，晚期血栓率仅为0.3%，和现有血管支架1%-3%的发生率相比，降低了3-10倍，也是至今为止，世界血管支架领域内病变发生率最低的。但是，拿着沉甸甸的研究成果，当时的黄楠却找不到一家愿意接手进行产品转化的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条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或者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为职务发明创造。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该单位；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专利权人。”在一定程度上被人们视为“国有资产”。

如果一旦转化成功，产品获利皆大欢喜，反之如果亏损就有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嫌疑，企业不愿意冒这个风险。而且在前期，评估作价入股工作也十分麻烦。

除此之外，产品进入一下步临床试验阶段，需要独立法人向国家药监部门提交申请，而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没有生产和实验产品的义务。

一方面是倾注了十几年的青春乃至全部心血、整个团队夜以继日的努力成果，另一方面学校和企业都无力承担责任。

眼看着自己的发明成果只能躺在实验室里，黄楠心里十分不甘。

黄楠：搞一辈子的研究，你就看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就是论文，就是写一个专利放在那，然后通过学校的每一年的这样一种考核指标，然后带一些学生，仅此而已吗？你知道你做的这个方向，这个东西是有用的。

黄楠没有放弃，最终，在吃尽了闭门羹后，终于有一家企业愿意尝试，但是由于专利的所有权权属不清，交易存在风险，企业提出的条件是，以专利使用权一次性买断的方式转让全部技术。

《经济半小时》记者：您甘心吗？

黄楠：这个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我们很难得的机会，所以不是甘心不甘心，那只能这样。这个产品技术包括它的销售市场，全套应该是好几亿。

为了让这项技术走向临床和市场，就这样，黄楠和团队成员最终以1千万元的价格贱卖了十几年的研究成果。而另一边，西南交大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罗世辉教授，面对企业抛来的橄榄枝，却在进退两难间徘徊。

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罗世辉：如果仅仅是有一家企业，把你这个团队，或者把你成果给垄断了话，那么后面的进一步的提升、改进、发展的工作实际上会受到局限性的。

罗世辉教授团队研发出的第二代中低速磁悬浮列车，不仅在速度上超越了日本技术，车辆的爬坡、转弯半径都有较大的提升。由于核心技术是克服磁悬浮列车对于线路的敏感性，建设成本也由原来的每公里2-2.5亿元降低到每公里1.5亿元。

罗世辉：如果往工程化推的话，就超出了实验室的能力了。要完成一个能够具有这种实用意义的工程化列车制造的话，大概要投入4000万。

企业给出的转化条件依旧是一次性使用权买断的方式，可是无论从转化后的实际收益上还是从科研的责任角度上，罗世辉最终选择了放弃。而已经转让了全部技术的黄楠教授和团队经过协商，决定把1000万元的转让费全部上交学校，用于以后的科研投入。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16年，第二代革命性的可降解材质血管支架技术获得突破性进展。

目前，虽然第二代可降解血管支架技术还处于试验阶段，但和第一代技术相比，事态却出现了180度大逆转。许多投资人和企业纷纷主动上门，要和黄楠洽谈合作转化。

从无人问津到现在投资人主动登门造访，是什么原因让投资人和企业的态度发生了大逆转？原来，除了拥有世界前沿性的专利技术外，最让投资人和企业望而却步的所有权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2016年1月，西南交通大学在新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基础上，推出了“西南交大九条”，使职务发明人和学校成为了职务科技成果的共同所有人。这被西南交大命名为“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

天阔资本投资人罗志科：我们现在进行投资就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了，不管这个项目最后成功与否都是市场化的，不会和国有资产流失这个东西牵扯在一起。

记者碰到了这样一位项目投资人，这已经是他第4次上门寻求合作了。

他向记者坦言，得知可降解心血管支架技术的分割确权后，目前行业内已经出现了竞争态势。

黄楠教授及团队的科研成果目前已经获得了14项国家专利，那么这些科研成果如何转化？怎么推向市场？现在这些问题都由他们自己说了算。

西南交大开创“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7月13日一大早，在西南交通大学的新校区里，来自日本仓敷纺绩株式会社的一行三人特地赶赴成都，考察昝月稳教授研发的最新轨道隧道车载探地雷达系统。

昝月稳教授团队研发的隧道车载探地雷达系统，只需要装挂在普通列车的尾部，可在列车每小时175公里的高速行驶下，就可以对铁路隧道衬砌进行快速检测，及时发现隧道衬砌内的隐患。

西南交通大学地球科学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昝月稳：这项技术在全世界我们是第一家做出来的。

正是因为这项世界性的技术突破，才吸引了同领域内日本的专业勘测企业此次登门造访，希望把技术引进到日本市场去。

在交流会上，昝月稳教授详细地介绍着探地雷达的各项优越性。

站在昝教授身旁的康凯宁也难掩喜悦之色，作为这项技术成果转化的主要推动者，此时的他深感自豪。

康凯宁在西南交大教过书，也有过二次创业经历，6年前任职西南交大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副总经理。主要工作就是推动学校内一些优质的科研项目进行转化，孵化出更多有价值的高科技创业型企业。

康凯宁：我发现其中有一部分特有价值的科研成果，由于当时的政策环境得不到转化，那么科研经费的投入就浪费了，而我这些同事的一些创造性劳动都流失了，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穷其一生心血的研究成果往往最终却落得白纸一张，康凯宁希望改变这一现状。可是在5年前，高校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必须要“两报两批”，打破这种僵局的机会十分渺茫。

康凯宁：就是向教育部、向财政部申请并得到他们的批准，这就叫“两报两批”，手续非常的麻烦，周期非常的长，导致高校不愿意转化科技成果。

而经过深入调研，康凯宁和同事们被另一组数字所震惊。2013年由教育部科学技术司编撰的《全国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显示，当年全国高校合计投入科研经费约为1170.3亿元，扣除接受委托开发的390亿元，剩余的700多亿元投入产生的职务发明专利，专利转让和许可收入只有4.34亿元，占比只有0.56%。2014年的投入经费为1222.6亿元，转让许可收入为4.35亿元，占比同样不到1%。

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高校它的价值取向就是论文导向，就是能够做出基础性、原理性的一种创造发展，它就觉得已经很伟大了，所以更多的一些成果是停留在论文的层面上，停留在专利的层面上，它并没有变成一种商品化、产业化，一种现实的生产力。

可是，现有制度却严重制约了高校院所在科技成果转化中的积极性。比如，目前在我国，政府投入经费给大学和科研院所形成的发明，属于职务发明，是国有资产，擅自处理可能还涉及国有资产流失。这实际是给科技成果转化上了一道“枷锁”。

教授拿不走股权，学校干不成科技成果转化，政府得不到科技型企业，在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看来，这其实是一个三输的局面。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西南交通大学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徐飞告诉记者，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相同的情况同样存在，秉承着“谁出资、谁拥有”的政策，不仅收益权归政府，而且一切的后续性研发也不可以由发明人独享，这导致了大量科研成果的闲置浪费。美国联邦政府在1980年拥有28000项专利，转化率却不到5%。然而就在1980年《拜杜法案》出台后，这个数字却在短期内翻了十倍。

《拜杜法案》的核心突破就是美国联邦政府宣布不再保留资助项目成果的所有权，允许大学、非营利性研究机构和个人保留所有权，这极大的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最终政府通过税收、促进就业等方式获得了经济增长。

康凯宁：这个法案的成功导致其他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英国、日本包括我们国家的台湾地区，都出台了类似的法案。

2015年10月1日，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草案）》正式出台，其核心旨在把科技成果的处置权、收益权和使用权下放给高校。

该法还规定，用于奖励科研人员的转化收益比例从不低于20%提高到不低于50%。这让徐飞看到了改革的希望。

徐飞：三权改革是“西南交大九条”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三权改革，没有上面对成果的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那么大的力度把这个处置权、收益权下发给高校的话，那么我们九条也出不来。

2016年1月，西南交大正式推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西南交大九条”，首当其冲的就是解决科研人员职务发明的权属问题，并且以三七开的方式共享专利所有权，也就是实行了“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

另一方面，在制定政策层面也做了不小的突破，由学校和发明人共同进行专利申请的方式，把给予发明人的事后奖励变成了事前激励，也就是说在科技成果转化之前就把所属权利分割清楚。

徐飞：把事后变成事前，有利于能够助推你去转化，政策效应才出得来。

如何释放在蓉高校院所的科技红利和人才红利？西南交大所在的成都市政府，也在2016年出台了支持在蓉高校院所开展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都十条”。而四川省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国家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为了加快产学研联盟，深入开展“双创”工作，也明确提出，要开展“科技成果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工作。

四川省科技厅副厅长田云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激励广大科技人员，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积极性，解决一些高校院所存在的科技人员，干不干科技，转不转化成果，都一样的这么一个被动的局面。

为此，四川省还拿出了18亿元财政资金，用以撬动资本市场，加速转化1500项重大科技成果。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前来康凯宁办公室申请科技成果转化的教授团队可谓是络绎不绝。

每一个文件盒就是一个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文件盒上的名字就是科研成果转化团队领头人的名字。

康凯宁：比如说戴光泽教授，他就是负责高铁关键零部件国产化这个项目的，他的公司现在的销售收入已经有一千多万了。

康凯宁给记者列了一组数字，2010年到2012年，三年时间里面，西南交大只有七项专利进行了转化。而从今年1月29日“混合所有制”出台之后，短短半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有100多项专利实行了分割确权。

这半年来因为工作实在太忙，康凯宁时常都需要在办公室留宿，他不得不在柜子里放着枕头和被子。用老康的话说再忙再累也值得，他所做的事就是给“天才之火浇上利益之油”。

如今，在西南交大科技园这栋26层总面积6万平米的新大楼里，因为教授们忙着组建公司，开始出现了抢地盘的局面。

康凯宁：现在已经入住了三分之二，很多创业团队都要求入住，少的要一两百平米，大的一口就要五百，为了将来发展做一个预留，但是为了装进更多的公司，我们一般都给他压缩在两三百平米。

半小时观察：创新驱动发展，改革驱动创新

2016年 5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科技三会”上，李克强总理就明确指出要进一步推进科技成果产权制度改革，提高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益的分享比例。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率低是困扰高校科技创新的一个老问题。科研人员不能拥有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缺少推进成果转化的动力，多数科研成果只能是刻在奖杯上、写在职称评定报告中、锁在柜子里。

西南交通大学推行的“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给予发明人明确的知识产权预期，极大激发了科技人员研发技术，转化科研成果的积极性。

我们希望西南交通大学在实践中能够进一步完善这套做法，让更多的地方从中得到借鉴，让更多的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