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稿：
这样吧，我很希望跟我们年轻同志交流，现在我们的航空技术，跟国外还有比较大的差距，很希望年轻人能为我们国家的航空制造事业做出创新型的贡献。所以我想说说我们的历程。
我出生在祖国饱受凌辱的上世纪30年代，“七七事变”发生以后，不到三个星期，我第一次经历了日本鬼子飞机的轰炸，那时候日本飞机列队地往西飞，炸弹爆炸不仅是声音大，而且震动很厉害，家里的玻璃窗都发颤，当时吓得我们不知所措，也没有防空知识，所以赶紧从屋子里出来往院子里跑。 可是幸好我们的邻居，他刚从德国回来，他在德国经过了防空训练，他就立刻喊“别往外跑，赶紧在屋里，躲在桌子底下”。所以经历了这一场以后，在我幼小的心灵里边就埋下了没有防空力量将来受尽人家欺负，所以暗暗地下决心我将来要搞飞机。
一个堂叔叔，为了祝贺我十岁生日，送了一架橡胶动力的杆身航空模型小飞机，但是这个飞机不很结实，飞几次就坏了，我父亲看我这么喜欢飞机，他带着我到上海，那时候解放前的上海，一家航模商店。那个商店是香港人开的，所以那个航空模型跟它的材料都是进口的，当时那个店主他拿出一架一米翼展的橡胶动力的航模，就从柜台上起飞，撞到天花板下来还能继续飞，我看了非常热爱。我父亲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就咬咬牙给我买了一架，那时候好多块钱，回家以后我们的亲戚都议论，说我父亲对我太惯了。这个飞机拿回来以后，天好的时候，就在外面飞，下雨就在屋子里飞。当然飞飞撞撞的，飞机就坏了，坏了就自己修。但是有一些问题不好解决，它的机身结构是用轻木条粘起来的。那轻木当时我们国家是没有的，都是进口，那怎么办，我就只能用火柴杆来替代粘起来。胶水那时候也没去买，但是知道是用胶片在那个丙酮里边化开以后，凝固了就可以当胶水用，而且干得很快，这样我就用这东西补这飞机。飞机的蒙皮又要薄，而且很结实、韧，那么这纸我们家有，因为我父亲那时候看古书，有的重要的他要用这种纸描下来，说这样粘了，我慢慢就能自己修理那个航空模型。再加上我父亲给了我一套不全的《小学生文库》，那里有一本，那是三十年代专门讲航模的书，我看了很感兴趣，反复地读，所以这样我对航模慢慢就钻进去了。每年的寒暑假，我的时间大部分消磨在做航模上。到高中毕业，那时候是要上大学了。我考大学呢，选了三个学校，都有航空系，一个是浙大、一个是清华、一个是交大，很有幸都考上了，但是我母亲怕我远离上海的家，因为我们家里就我这么一个孩子，所以不赞成我去浙大、清华，最后就是进了上海交大。
到我要毕业的时候，1951年初，那个时候我们正碰上抗美援朝，抗美援朝需要飞机，所以国家决定要建航空工业。那么我在1951年初的时候，我们学校的系主任跟我说过是不是你就留在交大吧。我跟母亲一说，母亲当然高兴，但是当时国家的形势，是建设是急需的，是放在首位。所以当时把上海的大专毕业生都集中在交大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的主要的题目呢，就怎么样为人民服务、怎么能毕业以后服从分配，参加国家的建设。当时就也不管我原来答应留在上海，叫我立刻上北京，就所有航空系的交大航空系毕业生就三天之内离开上海到北京报到，我是愿意出去走走。我不愿意在学校教书，但是对我母亲刺激太大。三天以后，按规定坐了火车去北京，当时我父亲跟母亲都送我上车站，可是回来以后，后来我父亲写信告诉我的，我母亲晚上基本上睡不着觉，经常是坐起来拉开窗帘看看外面，想我是不是有能突然回来的这么个机会，由于这样的她不断地在想我，引起了很大的思想负担。我父亲想了个办法，给她安排在图书馆里做抄写工作，希望能分散她的注意力，但是最终也没有办法，最后就转入了抑郁症，后来发展到非常严重的抑郁症，1967年去世了，所以对这个事儿我是感到很后悔，我为了搞航空把我母亲给牺牲了。
到1956年的时候，国家的号召向科学进军，那么我航空工业也考虑到要搞飞机设计，当时我的领导一个是徐舜寿同志，还有一位黄志千同志，他们俩当然是积极支持，积极地建议国家要赶紧建自己的飞机设计室，因为我们当时跟苏联的关系，只是苏联保证我们能制造出飞机来，而不告诉你怎么去设计飞机。他给我们制造的飞机呢，那些飞机基本上是他要退役的飞机，没有新的东西。另外一点就他们比较霸道，就是给我们制造的飞机我们觉得不合适的要改，他也不同意。那么受到这些影响以后，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自己干自己的飞机，我们飞机的设计权，要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不能听从国外的。当时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你们建立设计室是可以，必须跟飞机工厂、制造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所以那个设计室必须建在沈阳，我当时也很愿意搞设计的，所以我没有任何负担地就从北京到了沈阳。到了沈阳我们组建了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徐舜寿认为要组织这么个队伍，必须从工作实践里边培养，一开始就动手设计飞机，在设计飞机里面遇到了问题再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这样呢，他选择了一个飞机的方案，说先设计一架喷气教练机，那么这喷气飞机的特点是要用两侧进气，就让出机头来，为将来设计飞机可以放雷达，他让我做那个气动力的组长，就整架飞机的气动设计都由我来负责。
我在学校学的是螺旋桨飞机，对喷气飞机一点基础都没有，何况要设计进气道，而且要两侧进气，但是对我来说是相当难。还好徐舜寿同志他们的朋友提了个建议，他说他最近看到一篇英国的航空学会的会刊最新的议题，他说那里有一篇专门讲进气道设计的。我刚到沈阳才一个多星期，还都没安顿好，我立刻就又回到了北京。那个时候从我们的招待所到北航，那路还没修好，我借了人家的自行车骑过去，而且看那个图书，因为那个杂志啊，白天别跟学生干扰，所以都在晚上，那骑车要经过很大一段泥路，把人家的自行车弄得不像样，但是最后我花了一个星期还是看下来了，而且把重要的图线都用描图纸描下来，现买的曲线板、三角板在那儿看，总算把那个进气道设计的一些原则弄清楚了。我回来以后，他们感到很满意、很新奇。那么两侧进气进气道在当时碰到的一个困难，就说当发动机收油门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个进气道进气，另外一个口子出气，这样那发动机就不能稳定工作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算算不出来，只有靠风洞试验，于是我们设计了木头模型、进气道模型，但是要监测那个管道里的流动，必须有梳型排管，那管子很细，只能是自己做。当时我们就从医院里找那个报废的针头，然后回来自己接系统管，用铅焊把它做起来，经过两星期努力，那个梳型排管做出来，然后就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低速风洞里进行试验。最后试验结果证实我们的设计还是成功的，没有出现发动机收油门的时候流动不稳定。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把那个飞机弄完了，那飞机就在北京的沙河机场进行了展览和表演，可是这个飞机做得比较仓促，从北京回沈阳的路上出现了问题，发动机的涡轮叶片断了。那发动机也是我们自己设计跟制造的，当时胆子也大，那发动机大概只经过了20小时的试车就送过来飞了，没有达到设计的推力，但是还是把飞机送上了天。我们歼降-1生产一共两架，一架送给了南昌，还有一架就在沈阳601所，后来转到了沙河航空博物馆。1957年的时候到中南海去给毛主席汇报的时候，毛主席还看了这个飞机模型，所以我们很骄傲。
1957年的时候我们搞完了歼教-1的那个初步设计以后，我们的领导徐舜寿同志就觉得应该考虑下一个型号搞什么，他当时提出来要搞超声速的歼击机，他觉得这个是我们必然要走的路，因为我们是为国防服务的，所以必须用歼击机来抵御外敌。但是对于超音速飞机、超声速飞机，我们是完全没有技术储备的，世界上才经历了十到二十年，没有很多公布的数据，因为这东西都是各国家的机密，谁也不会告诉你。那么搞超声速飞机，首先要定它的气动力的布局，飞机机翼怎么样，尾翼怎么安排等等，进气道怎么设计，那么这个事儿怎么办？当时1958年科学院已经建了104计算机，利用它70多位学员的力量，给我们的飞机进行数值计算，算了三个月，结果是有了。我们飞机设计完以后，试飞、首飞都很顺利，但是飞到马赫数0.85的时候，突然出现了飞机的振动，按飞行员的说法，这个马赫数0.85的振动，相当于破公共汽车在不平的道路上奔跑一样，开得再快人受不了，所以必须要排除 。
可是怎么弄，具体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必须上天看。我们没有摄像机，所以只能是人上去看，得到鹿鸣东同志的支持，他说我飞歼降-6，你坐在后面可以看。怎么看法，就在飞机的尾巴上都贴毛条，就是毛线条，那时候的毛线是凭票买的，我们的同事拿自己家里的票，买了一磅红毛线，剪成一段段，每段150毫米，贴到垂尾上，贴到后机身上。当时我们的手段没有摄像、录像设备，只有一台单镜头反光的照相机，胶卷也舍不得买新的，用的是原来库存的电影胶卷，照出来也看不清楚，几次以后我跟老鹿说，干脆我拿望远镜去看，看看那毛条到底在哪儿抖。后来老鹿也同意，说这样，我们尽量靠近，一步步最后到十来米以后，老鹿说不行了，再靠近太危险，那么拿望远镜也看不出那个毛条的抖动，但是看到的就是飞机一起飞，我们原来开的十几个吸气门没用，一离地就关上了，没起作用，这样下来以后再仔细看，水平尾翼跟后机身之间，一大片的毛条全没了，因为毛条在扰动的气流里面就像旗在风里一样，甩得厉害以后都扯断了，所以肯定这些地方是气流分离的地方。这样呢，我们就在那些部位加装了整流罩，另外把十个进气门也就堵死了，以后的歼-8就按这样的方案继续飞下去了。
耽误大家时间太多了，下面我就不再说了，我只想说一下对我自己的经历的那个评价。就我觉得我们搞科技的人必须首先想到的是国家，我们的事情都是为了保卫国家来做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好多事情你要做，那就不能凭空想，而必须找一些材料，需要认真地读书，读书呢还是孔夫子的话，就是只读书不去用、不去想，那是空的。但是你不读书，尽想事儿的话也是空的。再有一点，干这些事儿都得集体干，所以你对参加这工作的每个同志都应该很尊重，应该团结大家一起来弄。最后一点，就干任何事不能把自己的名利放在第一位。耽误大家很多时间，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