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有人把生命比作是一次乘车旅行，这次旅行的一大特点就是充满了未知，沿途会经过什么样的风景？会遇到哪些同伴？这些同伴会在哪儿上车？又会在哪儿下车？我们自己会在什么地方下车？这一切都无法预知，惟一能够确定的是这是一次无法回头的旅行，向着既定的终点。

　　所有人的生命列车终点站都是同一个，那就是死亡。但是，有些死亡留给生者的伤痛会格外沉重。这里是上海市的一座墓园，在墓园里有一片特殊的区域，在这儿长眠的全部是十多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们先于自己的父母离开了这个世界。

　　墓碑上的数字记录了他们在人间走过的日子，这些日子现在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是最美好却也最伤痛的记忆。孩子们已经离去，而他们的父母亲还要继续生活下去。

　　解说：绝大多数城市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当这些青春的面孔意外离去，他们的父母大多已经到了难以再生儿育女的年纪。人们把这些失去独生子女的父母称为“失独者”。范之瑜的母亲王玮怎么也没想到，做过军人健康强壮的儿子，竟然会被一次意外的跌倒夺走生命，那一年，儿子24岁，她64岁。

　　王玮：40岁的时候生的他，他带给了我快乐和幸福的喜悦，我就想快快乐乐地过晚年的生活，可是他有一次就那么一摔跤，就摔没了。

　　解说：王玮的工作是教师，每天都要面对孩子，儿子走后不久，她就回到了讲台，旁人都觉得她坚强，只有她自己清楚内心的痛苦和失衡。

　　王玮：不愿意跟人家聊天，也不愿告诉别人，就是要想发泄的情绪，想吵架，吵架。

　　解说：跟王玮在一瞬间失去儿子不同，柯斌陪伴女儿和白血病做了四年的斗争，虽然对最后的结局她早有心理准备，但当那一天真正到来时，她还是濒临崩溃。

　　柯斌：一回到家里空空的，就看到墙上的一张遗相，只有做爸爸妈妈的最清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痛。

　　解说：很多父母都说孩子去世后，自己就变成了双面人。在人前强打精神，回家就陷入痛苦当中，宋寒的母亲袁丽燕在儿子去世后，仍然会精心打扮自己，尽量以优雅美丽的形象出现在人前，她担心显出痛苦会让旁人尴尬，她也觉得这种痛苦是旁人既无法理解，也根本无从劝解的。

　　袁丽燕：有的人说时间长了会好受点，哎呀，我们的孩子也在国外或者也照顾不到我们，你们想开一点。那其实我们真的从内心来说，像失去孩子是痛苦一辈子的，他们真的是无法体会的，只有我们自己经受过的，我们才知道我们忍受了多少痛苦，如果说你要回归到正常的生活，那你要付出很多。

　　解说：面对孩子的离去，男人也并不比女人坚强。高福来的女儿20岁那年在家中发生意外，为了避开伤心地，他和妻子卖掉房子搬到远处，很长时间不愿与人往来，甚至连工作都辞掉了。

　　高福来：不要说工作了，连生活的勇气都没有了，本来就是围着一个孩子在转，我们中国的家庭大部分都这样子，孩子这走了，你生活没方向了，我们全把自己封闭起来了，不愿意对人说，他根本无法理解，最多劝你几句：别伤心了。能做到吗？不可能的事情，这个痛苦我们是终身的，可能会带到我们的坟墓里去，永远不会忘记。

　　解说：钟志铭的孩子14岁那年遭遇车祸，那一年，他51岁。早年间身为上海人的他被分到安徽做插队知青，一直得不到返城指标，37岁才决定死了这条心在当地结婚生子，然而孩子长到7岁时，他思前想后，觉得还是要给儿子更好的环境，于是辞去旁人羡慕的厂长职务一家人回到上海从零开始打拼。然而，几年后，他却在这座城市失去了孩子。

　　钟志铭：当时我的感受就是，痛断肝肠，就像肝肠一段一段切下来一样的，那痛得实在是……受不了，对不起。

　　解说：儿子去世八年了，外表硬朗的钟志铭有时仍然忍不住在心里做着各种假设，假如那天放学晚几分钟，假如儿子路上停下来买瓶水，哪怕是绊上一跤都有可能躲过被车撞上的那个瞬间。

　　钟志铭：就是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这种事情偏偏轮到我头上？人总会有这样想法的，我这么好的一个孩子怎么突然间就没有了？而且甚至于想，他哪怕过马路的时候绊一跤或者鞋带松了，我这样想哪怕鞋带掉了，我拴一下鞋带，就是一秒钟的事情。

　　记者：就是怎么也想不通。

　　钟志铭：一定抵制它，就讲这个没有发生。

　　解说：在孩子的墓园里，一个个细节都透出父母的不舍深情，他们把孩子生前喜欢的玩具、弹过的吉他、用过的生活用品等等放在这里和孩子做伴，就好像孩子只是暂时睡着了，到了早上他就会从梦中醒来，习惯性地伸出手去摸床头的眼镜。

　　不相信，不接受，是许多父母在孩子离去时共同的心理反应。郭闽，六岁时随父母到德国生活，十四岁那年遭遇车祸，母亲林希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气很好，她目送孩子去上学，儿子背着书包，脚踏单车，笑容灿烂地向她挥手，她怎么也不相信一挥手就是永别。

　　林希：根本不相信，你们别骗我，他上学去了你们不要这样。后来呢，直到什么时候我才忽然意识到呢，就是警察来了，把他当时背在身上的书包送回来了。以前呢，我要是出去工作，回来我就第一件事找他书包，书包到了他回来了，我就放心了。但是，这时候，我忽然看见书包干干净净地回来了，一点血也没有，就回来了。他呢？我的儿子呢？他上哪去了？就突然之间这个反应，非常刺激，我就把他当时从上海去的时候背的一个小书包，那个熊猫书包背去，两个书包放在一起，就一下子，我觉得我儿子在那八年的时间就浓缩在这两个书包里，就……就这样了。

　　解说：看到林希悲痛恍惚的精神状态，朋友给她介绍了一位德国心理咨询师，没想到咨询师的话却让林希觉得更加痛不欲生。

　　林希：我说我现在自杀的心都有，我说我想随孩子去，然后他就说，我不能理解你们亚洲人，比如我也没有孩子啊，孩子是孩子，你是你呀，那么孩子的生活是孩子的，你是你的生活，他说我真的不能理解你，你跟我讲没有用，他说我建议你还是回亚洲去，找一个中国的心理咨询师。

　　记者：您当时听到他这话什么心情？

　　林希：我当时就想跑出去，立刻从楼上跳下去，因为我觉得，怎么连这点都不能理解呢？我觉得中国的母亲都是能理解的，好像就是孩子就是我们的命根子，对不对？命根子断了我还活什么？

　　解说：德国咨询师的理念无法劝慰这位中国母亲的伤痛，在许多中国家庭，独生子女不仅仅被看作生命的延续，还寄托了父母甚至整个家族的期望，没了孩子也就没了希望，不止一位家长承认自己甚至想过要寻短见，但是又总有一些理由让他们说服自己还是得试着走出来 ，活下去。

　　林希：我当时已经在外面教汉语嘛，那么在那个柏林话的中文学校，他说我们班上小朋友给你写的信拿来了，很小的孩子，他们不会写什么东西，就写一两句话，就是说林老师我们想你，林老师你一定不要哭了，林老师我很着急了，你千万别哭了，就这样。我们希望你再来，就这样的一个呼唤，我觉得我没有理由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了，我应该站起来试试看，也许我行，最早的这个动力是孩子们的呼唤。

　　记者：你觉得他们需要你？

　　林希：对，这个世界上还有人需要我，最早的这个呼唤是这里，我就在想崩溃是方便的，疯掉了，不知道了，这是方便的，但是好吗？理智还没有失去之前，会告诉这样不好，爬起来好，但是爬起来是难的。

　　钟志铭：有一份理智告诉我，我不能让这个悲剧再扩展，不能让我爱人倒下去，还有我的母亲七十多岁，就是让他们知道，这个家还有人扛着，否则的话就不可收拾了。

　　记者：这个人只能是你？

　　钟志铭：只能是我，我要让孩子走得安心一点。

　　解说：许多失独的父母都曾这样劝解自己，孩子在天有灵，看到父母过得不好肯定会难过，但他们又常常觉得力不从心，不知道怎么才能好好活。

　　王玮：我想过好一点，我没法过好一点，我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好怎么办呢？

　　解说：孩子们聚在这里安息，而他们的父母则各自在不同的地方经历着相似的煎熬。200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们也聚到了一起，他们的聚会只为了解决那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如何安放失去孩子的伤痛。

　　2003年的一天，柯斌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女儿下葬的墓园打来的。工作人员说，有另一个也失去了孩子的母亲希望联络几户，同样遭遇的家庭一起聚聚，柯斌当即表示很愿意参加。

　　柯斌：都是失去孩子的家长，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过日子的，我都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

　　解说：聚会当天一共来了十家人，他们很快就一起回忆起了去世的孩子，说起内心的痛苦，每个人都泪流满面，久久不愿散去。

　　柯斌：第一次同样的命运的人在一起，大家从下午一点多一直谈到七点钟。素不相识的人，突然之间一下子距离就拉近了。

　　解说：这次聚会让这些父母都感到一种难得的释放，他们从此开始定期聚会，他们还为这个小团体起了个名字叫星星港。星星象征着天上的孩子，港湾则是他们寻找平静的地方，渐渐地，更多失独父母通过各种途径知道了这件事并参加进来。短短一年，星星港从十家人发展到了一百多人，再后来达到好几百人，高福来加入星星港时已经把自己封闭了好几年，认识这些同命人让他感到了一种安慰。

　　高福来：刚发生这个事情，有很多心理问题得不到解决，就是我为什么碰到这个事情。

　　记者：就是为什么发生在我身上？

　　高福来：对，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最倒霉了，然后到了星星港里面一听，周围还有这么多的人也遭遇过这样的事情，我觉得自己不孤独了至少。

　　解说：面对同命运的人，钟志铭也说出了很多积压在心里的话，这位从不在人前流露痛苦的父亲，发现自己倾诉的愿望其实非常强烈。

　　钟志铭：同病相怜的人在一起有一点好，你说家里的事可以毫无遮拦，没有顾忌，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讲得再多，听者不厌，我都愿意陪你，你讲一百遍也不要紧，你在外面就不行。

　　记者：原来和其他人交流，你会觉得有隔阂是吧？

　　钟志铭：用句老百姓说的话，我们是穿心过，他是穿耳过，穿心过的人和穿心过的人坐在一起才听得懂，才承受得了。

　　解说：当这些父母在上海相聚，在遥远的德国林希也遇到了另一个同样命运的中国母亲。学校的一名学生发生了不幸，林希听说这件事后，第一反应就是她想要去见去安慰这位母亲。

　　林希：他妈妈谁都不见，后来我说我的孩子四年前也是类似的情况，这个妈妈就下来了，然后我就把她的手攥住之后就说，我们是一样的，我不说别的了，我们是一样的，她就大哭。

　　记者：我们是一样的？

　　林希：对，我们是一样的。

　　记者：这六个字会有那么大的力量吗？

　　林希：是啊，我们是一样的。就是证明，我不是世界上最倒霉的那个，是吧？后来我就发现，我们这样的人是可以互相鼓劲的。

　　解说：同病相怜的情感让失独父母们自然地走到一起抱团取暖，渐渐地，钟志铭觉得自己迈过了一个坎。

　　钟志铭：接受事实这就是一个质的转变，我发现像我们这样的家长最最主要的一点，你得承认这个不幸确确实实你遭遇了，你得面对它，你不接受，回不到生活中间来，你就脱离了现实，这点我觉得相当重要。

　　记者：您觉得从这个拒绝接受到能接受，这中间这一步怎么才跨得过去？

　　钟志铭：我的感受，有一部分家长走出来要快一点，他们往往无形之中会带动一些人，就是说尽管我们来救你，如果说你不把手伸出来，我无法救你，你把手伸起来，我们就把你拉上岸来，就把你救上来，你手不伸上来你就沉下去了。

　　解说：或许在这些父母内心深处都还是有一份期望，期望能相互拉一把，而不是在痛苦的漩涡里下沉。

　　钟志铭：总归希望看到信心的一面，那么总会有人提出来：这样吧，我们一起吃个饭去吧，甚至于我们到KTV一起去唱唱歌、去旅游、散散心，我们称之为异地疗伤。

　　解说：渐渐地，他们在一起不再仅仅只是诉说痛苦，也会组织各种活动，在合影里，这些父母的脸上有了笑容，这是他们曾经不敢想象的。

　　高福来：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我不可能再快乐起来，而且我也不敢快乐。

　　记者：不敢快乐？

　　高福来：不敢，为什么呢？我笑一笑我觉得自己都犯罪了，孩子走了，你还有什么这么高兴的事情，你还笑？

　　记者：觉得孩子走了连笑的权利都没有了？

　　高福来：笑的权利都没有了，还有社会上的一种不理解。

　　记者：怎么讲？

　　高福来：前几年我和我爱人一起出去，正好路上说了一个什么比较好笑的事情，我也笑了起来，正好从迎面走过来的人，他知道我们这个事情，我们都住在这个地方的，他说你们现在两个人心情调节得不错嘛，我笑容一下子收起来了。

　　记者：这话让你听得特难受是吗？

　　高福来：特难受，你的孩子走了，你们两个人如果还是每天能够嘻嘻哈哈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理解。

　　记者：但是其实人有的时候会有快乐的瞬间，会高兴。

　　高福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对生活的追求都是一样的，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这方面的要求被压下来了，有一天这个压力松弛一点了，他对生活美好的追求还是一样的。

　　解说：虽然失去孩子的悲伤永远不会消失，但快乐也并不会永远从生活中消失，随着人数越来越多，星星港成立起了合唱队、舞蹈队、拳操队，高福来觉得当投入歌声中时，内心的很多东西有了出口。

　　高福来：唱歌这种表达方式让我很高兴，我们这些人碰到这个事情以后，对生活没自信了，对自己也没自信了，但是在歌声中，你可以逐渐逐渐地找回自信。

　　解说：2007年，林希从德国回到了上海。孩子去世几年后，她和丈夫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决定独自回国生活，当时她的心境已经相对平静了些，然而回国之后，周围有种眼光让她倍感压抑。

　　林希：这个社会氛围，对那个失独者不是那么容忍，就是中国有一种理念，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家出事肯定你做坏事，我特别不喜欢，这个理论把这些家里有事情的人压得真的都抬不起头来，而且使那些家里暂时，我只敢说暂时没有出事的人缺少了同情心。这个倒霉跟我没关系嘛，因为我是好人，他家肯定祖上不知道哪天没烧香啊。

　　记者：这种社会氛围其实是会对家长的情绪有很大的影响？

　　林希：就是祥林嫂不是死于阿毛走的时候，而是死于社会的舆论当中。

　　解说：林希偶然听说了星星港，她马上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她第一次去参加活动是那一年的春节团年，节日对常人是快乐的日子，但对于失独家庭，过节如同过关，尤其是春节，他们往往把自己隔绝在家里，远离喜庆的气氛和亲戚的聚会，有了星星港后，每逢各种节日，这些父母都相约在一起度过。

　　林希：春节活动，主持人第一句话就是兄弟姐妹们春节好。哗，我眼泪就下来了，兄弟姐妹们这不一样啊，是不是？

　　记者：还是我们是一样的。

　　林希：对，还是这句话，我们是一样的人，这是那天晚上的第一个感觉。第二天就跟他们去旅游了，然后去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奇怪的事，他们跳舞、他们唱歌，我说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能够正常工作已经拜天拜地，已经算可以了。

　　记者：不理解？

　　林希：不理解，我就跟他们乱扭乱扭，忽然发现我也会，我也可以，就是以前我觉得我可以正常生活，但是我没有快乐的能力，但是就是那天我就觉得，也许我还可以活得更好。

　　解说：星星港成立之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大家一起疗伤，如果有一天能够走出阴影就可以解散了，但是不少人在生活渐趋正常后却不愿意离去。他们萌生出了一个新的愿望，就是去帮助更多同命运的人，这些父母都深知失独的伤痛，也深知刚失去孩子时最难熬、最无助，每当墓园里添了新的坟墓，他们会在墓碑前留下星星港的联系方式，让孩子的父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倾诉。很多人看到后刚打完联系电话，当天星星港的老成员们就会上门来看望，那一刻的感动让很多人永远难忘。

　　王玮：我为什么感激第一次来看我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来看我、关怀我，然而我的痛苦又把他们几个人引得伤心起来了，他们当时陪着我一块哭，我就觉得他们的这种关怀是很了不起的，是一种付出。

　　解说：新成员渐渐地状态有所好转了，他们又去安慰比他们更新来的成员。

　　王玮：人家帮了我，我也帮帮别人吧，在帮助新朋友的过程中间，他们都会说“谢谢你陪我”。

　　解说：2005年9月，星星港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成为一个正式的民间社团，主要开展对失独父母的精神关爱服务，他们在网站上这样介绍自己：我们是这个城市里一群普普通通的市民，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学校，有医生、有小职员、有工程师，我们又是生活中遭遇惨痛的一群人，痛失爱子、痛失爱女，共同的命运让我们走到了一起，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大家庭——星星港。

　　袁丽燕是星星港初期，就加入的老成员，她的丈夫老宋也在拳操队当教练，在其他成员眼中，他们夫妻一直给大家坚强理智的印象，很早就担当起了安慰他人的角色，现在袁丽燕被大家推选为星星港的主要负责人。

　　袁丽燕：成为一个正规的社会组织，今后帮助人是更加有利的。

　　记者：一旦成为组织，它就要有自己的宗旨目的，你们的宗旨和目的是什么？

　　袁丽燕：我们的重点就是帮助新成员精神上的抚慰，帮助他们在第一时间脱离绝望的一种境态，所以这也许是政府做不了的，其他志愿者一下子也做不了，替代不了的。我们能做的，因为我们是同命的，去劝慰，也许他们更加能够贴近。

　　解说：在这一天的拳操活动中，就有三位父母第一次来到星星港，几位老成员陪伴着他们坐在场地的一角，轻声地交谈着。

　　袁丽燕：我们今天新来的朋友，他们的小孩下半年刚刚走，大家跟他们聊聊，就是一边锻炼，但是最主要的是在聚聚的同时，新成员老成员相互之间可以大家诉说一些心里的想法。我们把搞活动也作为疗伤的一种方法，应该说星星港每个人都有一个转变的故事，比如说像那边第二个穿黑衣服的，下面穿着红鞋子的，她当时来的时候，人家就叫她林妹妹，说说就哭，一年多时间变化很大，爱打扮了，经常跟她们一起去买衣服穿。比如说小马她儿子走了以后，两年不大出门了，她把小孩的骨灰箱放在自己的家里，和现在真的是不好比的，完全是变了一个人，她把她的儿子要入土为安。

　　记者：不再放在家里了。

　　袁丽燕：对，这种氛围，大家对她的这种鼓励和劝慰，这个感染力是很大的。

　　解说：2008年，星星港的父母们做了一次远行，他们这次不是去旅游，而是去汶川地震灾区。当从电视里看到有很多父母失去孩子，他们马上决定组队前往。

　　钟志铭：就想马上去，我们帮助一个是一个，帮助一个人，就救活了一个家庭。

　　解说：当地的很多父母本来把自己封闭在悲痛中，但是一听说他们是从上海赶来的也曾失去孩子，顿时就愿意向他们敞开内心

　　袁丽燕：你们自己身体要养好，还可以再生一个，好不好。

　　解说：他们的劝慰，陪伴着不少父母度过了最痛苦的日子。第二年，他们又重访灾区，看望老朋友，看到有的父母已经重新孕育生命，他们高兴得就好像那是自己的孩子。

　　柯斌：今天我们这些星星港的家长都要做外婆了，都要做外公了。还有很多很卡通的，很可爱的，你看这一套也很可爱。

　　钟志铭：有的已经抱孩子来了，有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了。

　　记者：你们再去，他们看到你们亲吧？

　　钟志铭：亲，很亲。

　　解说：现在，钟志铭在星星港担任精神救援队的队长。在帮助他人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一种收获和满足。

　　钟志铭：这个满足就是我帮助人了，我对这个社会还有点儿用啊，我还做了点好事。

　　解说：除了帮助失独家庭，星星港也逐渐开始参与更多的公益活动，由于不少孩子是车祸去世，他们报名作为志愿者参加交通安全宣传，他们还去养老院、孤儿院看望老人和孤儿。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们觉得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

　　袁丽燕：其实这也许也是一种疗伤的方法，因为小孩走了以后，真的这份爱也可以转移，转移给他人的话，也是能够愉悦自己的。

　　解说：从最初的无法自拔到起身去帮助他人，这些经历人生至痛的父母亲所做的一切也引来了社会的关注。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咨询工作室

　　近期免费为星星港提供志愿者培训，让他们能为新成员提供更专业的帮助。一家名叫心灵导航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民间组织，定期为他们举办心理讲座，并为他们提供活动场地，而孩子们下葬的墓园福寿园一直为星星港提供活动经费资助，这些组织和企业也希望更多人能关注失独家庭。他们感到，这个群体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仅仅靠自助和互助是无法解决的。

　　伊华(福寿园集团副总经理)：他们总希望把自己最阳光、最积极的一面跟所有身边的人去分享。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很难，但他们做到了，但是就是因为这样的状态就更需要社会去关心他们的内心世界。

　　记者：他们虽然没有开口去求助，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难处，不需要帮助。

　　伊华：对，大部分家庭的爸爸妈妈已经开始六十岁以上了，他马上就要碰到养老跟重病、临床守护的事情，社会上对这个失独群体的关注度还不够高，有很多问题他自助助人是解决不了的，他一定要社会体系来支撑的。

　　记者：哪些问题一定需要社会体系的支撑？

　　伊华：比方说他们的养老问题，比方说他们百年之后，一些后事料理的问题，不管是政府在政策上的抚慰，还是社区在零距离范围里边的救助，还是医院、养老院，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特殊政策，实际上这都是一些社会系统工程。

　　解说：星星港的失独父母们，最年轻的也有五十多岁，年长的已经七十多岁，虽然他们尽可能积极地面对生活，但无法回避的养老困境不时困扰着他们的内心。

　　高福来：我这两年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万一我老了、我病了，谁来管我？谁来照顾？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我们生病了需要手术，谁来给我们签字？如果我进养老院也需要签字的，谁来给我们签字？

　　解说：2001年底颁布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定，对于失独家庭

　　地方政府应给予必要的帮助，但如何帮助并未明确。2007年，国家出台失独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各地制定了不同的标准，在上海失独家庭每人每月补助标准为150元，然而，很多失独父母最忧虑的还不是经济上的困难。

　　钟志铭：恐惧的就是老了不能自理了怎么办？生病在床上不能动了怎么办？

　　记者：您对死亡这件事恐惧吗？

　　钟志铭：不恐惧。

　　记者：不怕死但是怕这个？

　　钟志铭：就怕这个，我只想我自己有尊严地活着。我穿衣服我穿得干干净净的，我头发不会长得老长的，你看我今年60岁了，我出来不是干干净净的吗？

　　钟志铭：您这样一个人会特别怕有那样一天，会过得没有尊严是这样吗？

　　钟志铭：对，绝对是的。

　　解说：据统计上海市平均每天就有大约20个孩子因各种原因去世，一年中，就有约7000个家庭成为失独家庭，全国失独家庭数量至今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有人据卫生部2010年发布的年龄段人口疾病死亡率推算，据保守估计全国失独家庭已超百万。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首批独生子女的父母正步入晚年，这个群体养老面临的特殊困境已经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显现出来。现在，星星港有一个新的计划，他们想要制作详尽的失独家庭调查报告，将这个群体的现状和诉求向相关部门反映。

　　袁丽燕：我们星星港了解方方面面的综合情况，有这个诉求也好，可以整体地加以汇总，可以提供的，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责任。从今后我们是要定期地和计生委、和相关部门要做一个反映，可能就会让政府有制定相关政策的一种依据。

　　解说：每年，除了清明和冬至，平时不少父母也会相约到墓园去看看孩子，他们为孩子带去新的鲜花，把墓碑周围打扫清理干净，和孩子说说话。

　　同期：妈妈会好好地过日子，爸爸最近也不错。小瑜儿，你爸爸妈妈一直思念你，想念你，你们小孩子住在一起，你们相互照应，希望你在那边要活得好好的。

　　解说：除了看望自己的孩子，他们也会为其他星星港的孩子扫墓。

　　王玮：星星港的孩子都是我的，因为我是这么说的，孩子们你们在地下现在是做邻居，我跟你们爸爸妈妈也是朋友。

　　解说：很多失独父母都说，他们并不害怕死亡，那一天对他们来说，是和孩子再相见的日子，但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他们还是选择要好好走完人生的旅程。

　　记者：很多年过去，你现在怎么看待亲人离去这件事情？

　　王玮：认了，但是我觉得认了但不低头。

　　记者：不向什么低头？

　　王玮：不向倒霉低头，别人能过好我干嘛不能过好？我把自己毁了

　　对谁也没好处，做这种没好处的事干嘛，不做了。

　　记者：让倒霉给赢了。

　　王玮：对，不让你赢，我还要赢我自己。

　　解说：儿子去世多年以后，林希写了一封《寄往天堂的信》。在信里她说“我的孩子，妈妈今天能写信告慰你的就是你的妈妈终于能在痛苦中觉醒，终于能从绝望中奋起。”多年过去，她有时候会再想起当年那位德国心理咨询师的话，那些话当时曾让她完全无法接受，但现在她的想法有了改变。

　　林希：也许他说的有他的道理，我必须承认我还得走我的路，是不是？孩子就是我的一切，孩子走了我的一切就没了，这个思路可能本身就有点问题，换个角度也许比较容易站起来，每个人都要看重自己的生命，你的生命也是重要的，孩子当然是重要的，你也是重要的。

　　记者：如果孩子能够看到您今天的状态，你觉得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林希：那他肯定是很高兴的，是不是？我相信他是很高兴的。

　　解说：星星港的成员们经常会把喜欢的文章发到网站上和大家分享，其中有一篇叫《生命的列车》，文章的末尾这样写道：我的孩子上车时没有什么行李，如果我能在他们的行囊中留下美好的回忆，我会感到幸福。我下车后，和我同行的旅客都还能记得我、想念我，我将感到快慰，献给你们，我生命列车上的同行者，祝你们旅途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