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目导视)

　　解说：

　　他亲手勒死了自己瘫痪在床的丈夫，但却换来了家人和邻居的同情。

　　村民：

　　她实在是出于无奈。没办法。本身自己身体就不好。

　　解说：

　　她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检察院却在是否提起公诉的问题上有些为难。

　　北京市人民检查院第三分院检察官奚继军：

　　她犯罪，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有别于其它一些，相对危害社会恶性的刑事案件。

　　解说：

　　她看上去仍有活下去的可能，但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死亡。

　　武国权 北京市怀柔区杨宋镇杨宋庄村村委会主任：

　　一个是经济原因，再一个送那(养老院)没人照顾也不行。

　　解说：

　　《新闻1+1》今日关注：故意杀人：公诉还是不公诉?

　　张羽 主持人：

　　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是什么原因让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太太，亲手勒死了自己已经细心照顾了十多年瘫痪在床的丈夫。又是什么原因，被害者的家属、邻居、村民对老太太抱以同情和宽恕。又是什么原因，对于故意杀人公诉还是不公诉，检察院犹豫不决，甚至还进行专家论证。今天的《新闻1+1》将关注一起发生在北京怀柔的令人唏嘘不已的案件。

　　解说：

　　十五年!今年62岁的崔某照顾自己全身瘫痪、丧失生活能力的老伴，已经整整十五年。直到今年的3月6号这一天，崔某决定同时结束自己和老伴的生命。

　　北京怀柔区杨宋镇杨宋庄村村委会副主任 高印有：

　　有人给他大队打电话了，说他那边把她老头给杀了，我们就过去了。她老头就好像是挂水筲，一边一个水筲，两边有两块砖压死的，勒死的。老太太自杀了，也在炕上躺着呢，那个血就可满地是了。

　　解说：

　　先勒死老伴，自己再割腕自杀，这是崔某的预先的计划，但当她看到满地的鲜血，崔某因为害怕而给女儿打了个电话。最终，崔某经过抢救而脱离了危险，而她的老伴周某却已经死亡。亲手杀害自己一起生活了半辈子的老伴，面对崔某这样的举动，让生活在与她同村的邻里非常惊讶。因为在大家眼里，崔某不但性格开朗善良，而且跟老伴的感情也一直很好。

　　村民：

　　两口子就跟那什么似的，没事就像玩儿，干什么都开玩笑似的。

　　张明华 怀柔区杨宋镇宋庄村村民：

　　最早那时候她老伴慢慢能动的时候，她就天天推着他，蹬着那三轮，她在后面蹬着、推着，那老伴就慢慢蹬着，那阵还最早呢，十多年以前呢，总是出来溜弯。

　　解说：

　　从1999年开始，周某就患上了脑梗塞，然后病情不断恶化，直到最后卧床不起，生活完全无法自理。但即使是这样，这么多年来，崔某对老伴的细心照顾也被周围的人都看在眼里。

　　高印有：

　　天天喂饭，接水接尿的，都老太太一个人，孩子上班没人管。

　　周景歧 怀柔区杨宋镇杨宋庄村村民：

　　伺候那老头都挺干净的。原来就是也给他洗，就是十多年躺在那床上，没长疮。

　　张明华：

　　在家伺候的都不让他长褥疮，来回给翻，喂饭，都挺好的，要不好他能活那么多年吗，十多年。

　　解说：

　　但崔某和她老伴的生活并没有像周围人所看到的那样，虽然不易但也是和睦的走下去。因为，近两年，崔某自己的身体开始出现问题，脑梗塞、高血压以及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些病不但让崔某自己生活痛苦，也让她没有精力再去照顾老伴。

　　张明华：

　　实在她也动弹不了，她那腿走道全都曲，我知道她有时候上大队来，上楼梯他都上不来，拽着那个楼栏杆上来。

　　解说：

　　崔某有一双儿女，但都在北京市区里做着普通的工作，收入也不高，平时大多在周末才回家照顾父母。看到自己和老伴的病情不断恶化，崔某担心自己会成为儿女生活的累赘，所以最终才想到用结束自己和老伴生命的方式来了结这一切。

　　主持人：

　　崔大妈做出了一个艰难，也让人们感到意外的选择。那就是杀死了自己细心照顾了15年的丈夫。那么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案发之后被害人亲属的反应，我们看她丈夫周某的妹妹，她说我们哥哥患病卧床十多年，已经人事不知，一直是嫂子细心照顾，我们全家都很同情她，即使她把我哥哥害死的，我们也没想责怪她，确实不容易。我们看看这短短的感触，从中可以看到宽恕、同情，甚至还有认可和感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达呢?那么崔老太为什么会选出如此下策呢?我们首先还是从她的家庭情况来谈起。丈夫周某63岁，原来曾经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在15年前就行走不便，后来因为脑梗塞是导致半身不遂，最后全身瘫痪，变成了近似植物人的状态，生活无法自理也没有收入。妻子崔老太62岁，原来是打点小零工，丈夫得病之后她是为了照顾丈夫就辞去了工作，主要是在村口置一些小摊修鞋。那么两个人的年收入主要是由村里分配，大概一年有六七千块钱。长期照顾丈夫周某之后，崔老太自己也是积劳成疾，患了脑梗塞，腰椎间盘突出，高血压而且不能长期站立，有时候站立超过5分钟就会浑身疼痛。但是15年，她对丈夫是细心照顾。丈夫总来没有得过褥疮，本来医生诊断说只能存活5年的生命，后来长达7年。那我们再看她的一对儿女，30多岁，正是人生的中间层，上有老、下有小，月收入3000块钱左右，这个收入在北京并不算高。平时只有周末才能回家照顾父母，没有过多的能力来照顾家里。就是这样一个相濡以沫的患难夫妻，但是为什么崔老太最终是一念之差选择了下策呢?这跟她的疾病有着很大的关系。她突然想到说，自己也重病在身，将来无力照顾丈夫，万一自己再瘫痪了，有可能给女儿和儿子带来更重的生活负担。就是这样一念之差让她选择了下策，做出了一个糊涂的决定，就是杀死丈夫，自己再自杀。那我们看到案发之后，由于崔老太涉嫌故意杀人，从刑事法律上来讲，必须是逮捕、公诉、判刑。但是在面临起诉之前，她又换取了广大邻居和亲属的同情，可以说她的罪行于情可恕，那么于法可容吗?

　　解说：

　　案发后，此案很快移送到了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然而在是否提起公诉的问题上，检察院内部一度出现了两种不同声音。

　　奚继军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检察官：

　　坚持起诉的就是认为崔秀英是故意杀人罪。应当提起公诉。那么不起诉的意见呢，就是认为崔秀英没有起诉的必要性，她犯罪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有别于其它一些相对危害社会的恶性的这种刑事案件。

　　解说：

　　面对这种情况，10月29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召开了命案公开审查听证会，邀请3名法学教授，3名人民监督员，以及当事人近亲属、辩护人参会，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

　　刘淑芬 人民监督员：

　　如果说不处理的话，对于孩子，对于她子女来说也还能给他们一个再孝顺老人的这样一个机会。

　　苏煜 人民监督员：

　　一句话，就是同意对她相对不起诉。

　　解说：

　　然而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阮齐林：

　　刑法的目的是维护人们对规范的尊重，培育人们守法观念和规范意识。本案是故意杀人，那么我们必须要对这样的杀人行为，采取最为严厉的态度。必须培育起国民对生命的尊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授 林维：

　　这个案件确实是个很痛心的案子，但是这个案子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我建议检察机关把这个案子起诉到法院。

　　解说：

　　11月2日，北京市检察院第三分院召开检委会，决定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被告人崔某依法提起公诉。

　　奚继军：

　　因为我们目前国家这个法治中心，建立的是以审判中心主义为原则的这样一个大原则。就是说只要是一般的刑事案件，我们不该划句号检察院，要交到法庭上做评价。

　　主持人：

　　我们看见案件到了检察院，诉与不诉也成了一个两难的选择。其实归结起来两方面都有充足的理由。那么不诉，显然是从情出发。那么讲到崔大妈实际是迫于无奈，而且它的社会危害性不会再扩大。本身原来是一个好人，是一个称职的妈妈，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应该抱以同情。那么诉，是从法律角度来考虑。崔大妈涉嫌故意杀人，那么违法就要受到惩处，而且刑法必须是刚性的来维护社会规则。这样的意见被拿到了检察院的专家听证会上进行讨论。那么如何来平衡情与法呢?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阮齐林先生。阮教授您好。

　　阮齐林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您好。

　　主持人：

　　阮教授我知道您参加了检察院的专家听证会，那么在听证会上两种意见冲突激烈吗?

　　阮齐林：

　　冲突还是比较尖锐的吧。就是很明确。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情与法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件。一部分人从情的角度考虑，照顾老伴15年，最后自己已经没有这个能力，已经瘫痪了以后，为了不让老伴日后没人照顾，可怜所以让他尊严的死去。应该说这在情上讲，确实是贤妻，确实是良母。但是从法上来讲的话，她又实施了剥夺生命的故意杀人的行为。在法上不容许。所以说这是情与法的一个尖锐的冲突。所以在听证会上，也就形成了两种观念的对立，或者说不同的观点。

　　主持人：

　　我们看到崔大妈实际她已经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原谅。而且她也没有更大的一个危害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对她免于起诉呢从法律上讲?

　　阮齐林：

　　这个涉及到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刑法的目的，或者说功能是维护人类的行为准则。我们人类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不得杀人。那么她实施了杀人的行为，剥夺生命的行为，危害了人类最最基本的价值。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那么我们必须要对这个行为给予起诉。通过这个法庭来裁判，宣誓这样的行为是违法的，是我们不可以接受的。从而培育人们尊重生命，珍爱生命的这样的价值观念。这个是对事不对人的。这一点很重要。

　　主持人：

　　我咨询一下，检察院它本身有没有自由裁量权来决定不起诉呢?有这个权力吗?

　　阮齐林：

　　人民检察院它有认为犯罪情节轻的危害不大，有决定酌情不起诉的权，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在于，故意剥夺生命的行为，侵犯了我们不得杀人这样的最最重要的价值的长河。检察院有没有这个酌情不诉就存在这个问题了。

　　主持人：

　　您继续讲第二点。

　　阮齐林：

　　第二点就是我们说的，四中全会以后强调强调审判中心。也就是说，像这样一个涉及到我们一个根本的价值，剥夺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对生命的态度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交付法庭来判断它的是非。不应该，或者说不合适由检察机关自行处理。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检察人员说到的这样一个问题，画句号，应该这样重大的问题，应该由法院画句号，由检察院画句号，这个不是太合理。这点他们做的非常好。

　　主持人：

　　您讲到一个非常关紧的原则，就是最终这个决策权应该交给法院。那么从专家角度来看的话，您建议作为法院，或者作为整个司法系统，最后如何来平衡这个案件上的一种情和理的困境呢?

　　阮齐林：

　　情和理的困境是这样，就是说首先一言，法是要维护社会的基本价值，而不得剥夺人的生命，不得杀人是我们最重要的价值，我们必须要维护。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案件主张起诉是对事不对人。是为了实现刑法教育人民，为了维护人的生命的自尊的价值不可剥夺，珍爱生命的这样一个价值观念所做的一个选择。当然另一方面其实我们知道，因为对于她来说，个人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我们完全可以本由情她确实出于无奈，这个是非常的悲惨，非常的值得怜悯，这样的话法院也可以想一下，对她也会定罪，但是判处非常非常宽大的刑法，这都没有问题。

　　主持人：

　　好。多谢阮教授的解读。我们也注意到检察院在决定进行公诉之后，也提出对于法院的一个裁定建议，希望法院能就法定和酌情的条件来看，能对崔大妈进行减轻判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法院从情理两难，最后希望能做到情理两全。那么作为崔大妈当初这样一个错误选择之前，她也面临着一种生与死的困境，这个困境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回述一下。

　　解说：

　　今天，题为《老太照顾瘫痪丈夫15年 怕拖累儿女杀夫后自杀》的报道，被众多的网站刊登，而对于这条新闻，截止到17点，仅腾讯新闻网上的评论就超过了3千条。“无奈”成了很多评论中的关键词，而对于新闻当事人来说，选择背后的无奈又是什么?是否只能用结束生命来解决眼前的困境?

　　(电话采访)

　　杨凤临 《京华时报》记者：

　　老太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她丈夫曾经在患病前是一个瓦匠，他们两个有一儿一女都三十多岁了。我去的时候采访了很多他们的邻居，他们都说这个儿子和女儿还是很孝顺的，但是因为他们住的离老人很远，所以只能周末的时候才能看老两口，可能本身自己的收入也不高，所以给老两口的收入也有限。

　　解说：

　　崔老太太的女儿是小学教师，儿子在北京市区的一个企业上班，两人都各自成了家。崔老太太和丈夫原本可以靠劳动挣钱，然而丈夫生病后，崔老太太只能留在家中照顾老伴，两人除了每月500元的农村养老保险，以及村里每年发放的六七千元的股金之外，还要依靠儿女的接济。此前，老夫妇也曾拿过几年低保，但如今经过核查，他们已经不符合低保的标准了。

　　武国权 怀柔区杨宋镇杨宋庄村村委会主任：

　　因为他儿女都有收入，超标，所以(低保)都给撤了。

　　解说：

　　因为两位老人都有病在身，医药花销成了他们主要的开支。尽管加入了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这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开销。除了看病买药，崔老太太的老伴长期瘫痪在床，照顾上需要人手。也曾经有人建议，让老人去养老院，然而崔老太太并没有这么做。

　　武国权：

　　一个是经济原因，另外一个送(养老院)没人照顾也不行，雇保姆不也需要钱吗?不能自理的。

　　杨凤临：

　　这个老太太曾经说过，照顾丈夫的活非常累，养老院照顾没有自己仔细，还是让丈夫留在自己身边亲自照顾。

　　解说：

　　对于崔老太太家的困难，村委会也知道，但却也无能为力。

　　武国权：

　　村里解决不了。

　　记者：

　　不是有民政部门派人去探望过?她提出过一些申请之类的吗?

　　武国权：

　　提出过，照顾照顾，一年给个千八百的，不能天天给，到春节了找人看看，给点(慰问金)。

　　主持人：

　　那么最新的情况呢，是现在崔大妈是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那么刚才经过回述我们看到崔大妈家里生活条件并不是太好。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困难条件下，更主要的是崔大妈本人做出了这样一个错误甚至是愚蠢的选择，可是一念之差。但是这个案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反思，那么就是面临这样的困难，我们如何去申请社会的帮助，我们社会如何能让这样的现象更少的减少。我们下面连线中国大学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杜鹏先生。杜主任您好。

　　杜鹏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您好。

　　主持人：

　　通过这样一个极端的案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反思?

　　杜鹏：

　　我觉得有三方面的反思，一个就是它揭示了我们的一个盲区。就是说人们总是一直认为，这家里有老两口他就能够解决照料的问题。实际上他一个老人是植物人，另外一个老人也这么重的病。所以他面临养老的照料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许多家庭都会面临这样一种压力。第二个，就是家庭的照料，她的能力是有限度的。那么在15年的照料以后，那么她采取了这样一个不得以的措施，说明我们迫切需要来发展家庭照料者的支持制度。那么这个可以是政府在原有的低保之外，考虑到她这样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一个重病的情况，那么给予一定的照料补贴。那么其它的方式，也可以通过我们短期照顾的、支持的这样一个项目，比如说给这样的家庭每个月有些购买服务，那么有人来替换她一下，使她能够喘口气。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说，比如说有一些社会工作者能够给予一些支持，包括心理上的这样一些疏导，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做的。那么这是家庭照料者也就是她需要实实在在的支持，不仅仅是同情。那么要做到这一点，我想第三个，它提示我们应该做一个彻底的一个摸底，也就是说我们在社区里头，有多少老人是处于这样的状况，多少这样的高风险的家庭。那么政府能做的是哪些。如果说在这之外的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一些慈善的组织，一些义务的工作者，他们能够介入的，他首先要知道这些家庭在哪儿，是什么样的状况，才能分门别类的给予他一些社会的支持。

　　主持人：

　　这里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像崔老太这个家庭，她原来申请过低保，后来由于他们家条件变好了，已经不符合低保的要求了。但是确实有着非常具体的困难。那么她还有没有别的有可能申请援助的渠道呢?

　　杜鹏：

　　低保是在正常的状态下，她的一个收入来衡量的。那么现在呢它有一个人已经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另外一个人也处于这种边缘了，所以说目前在北京市有这个养老助残服务券的体系。那么对于不到80岁的，他也可以去进行申请。那么相应的民政部门。

　　主持人：

　　好。多谢杜主任的解读。确实在这个案例上，我们看到从情从法是个两难的选择。而最终的司法系统是法情两全，可以说是都兼顾到了，未来我们希望老太太能够不再面临这样一个人生两难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