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手记
一座座高架桥形组成了一个城市的新面貌，一座座城市汇集成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高架桥这个城市现代化的标示建筑物，屹立在每座城市里，守望着每座城市，它是城市的最称职的向导。
6月份，我们导演组去广州调研“第一次选美大赛”选题的时候，通过采访对象沈怡老师提及，得知广州人民路高架桥是中国的“第一座城市高架。往后因为其他原因，“选美”的选题搁置，高架桥的选题却有了新的进展。
摄影师彭湃正在拍摄外景
摄制组正在拍摄石安海的采访
时任广州市副市长，分管城市规划的石安海老师在见面过程中，告诉我们当年人民路从1980年到1986年，广州机动车从3万辆增加到13万辆，增加到10万辆。非机动车主要是自行车，从107万辆发展到了近160万辆，交通量增长非常快，严重的影响了居民的出行，影响了整个城市效能的发挥。恰巧那一年是1987年，对于广州来说重大意义的一年，因为第六届全运会即将在广州举办，面对即将激增的人流车流，石安海老师就将修建人民路高架桥的提议提上了日程。提及往事，石老师说：“当年，为了避免车子上路的噪音，他亲自开车去桥走，感觉到路面一颠，就让工人返工。还经常被笑话，说你要是做到一等的桥，把副市长的屁股蹬坏了。”
给策划高架桥活动的团市委沈老师安排的行动线是在高架桥“人”字路口。我跟沈怡老师约好在新亚酒店见面，在此之前我已与新亚酒店的经理联系好了拍摄问题，但到了之后，沈怡老师明确告诉我，他们当年是在新华酒店的租的一个小房间，并不是新亚酒店。但在拍摄之前做过相关的网上资料收集，所有的相关报道写的都是新亚大酒店，而实际却是新华酒店，我想这就是调研的必要性，找到历史参与者，告诉大家当年的真实情况。于是上楼拍摄的内容被搁置了，临时让沈怡老师在高架桥的人行道上回顾，之后我们再去跟新华酒店商量相关拍摄事宜。顶着烈日，我们架着稳定器跟着沈老师走上楼梯，回望高架桥现在的面貌，因为稳定器的不好协调性，单是一个走路的镜头拍了不下10次，沈老师的背都被汗打湿了。
沈怡老师就是在新华大酒店的一个与高架桥正面相对的房间忙活，挂彩旗，安排气球，折2万顶纸帽，彻夜通宵准备“高架桥迎六运万人行”的活动的策划及物料。我拍摄了新华酒店的窗户，虽然没用上，但是望着那间酒店小窗，我仿佛能望见那个不到10平方的酒店小房间，开着一盏暖光灯，包括沈怡老师在内的团市委干事们，挤在一起策划，安排，一群人的脸上尽是疲惫，但这些疲惫都被第二天对“高架桥万人行”活动的期待所替代。
同样是在新华酒店的这个房间里，1987年9月20日，《羊城晚报》记者朱穗风老师，拍下名为“人”的照片。然而因为他的时间问题，一直没有碰上面，有点遗憾，不然他再拿着他手头的摄像机再站在31年前同样的位置再拍摄一张同样的照片，画面想必感人。
摄制组正在采访广州市民
通过之前调研过“第一批五星级酒店之一——白天鹅宾馆”的选题，认识了白天鹅酒店设计师林兆璋老师，在林兆璋老师的帮忙下，我们间接取得了陈加树老师的联系方式，听着陈老师的讲述，感受到了设计师前辈们无穷的创造力和设计理念。其实早在早在1974年，北京已经建起了国内第一座城市立交桥——复兴门桥。但复兴门桥属于下穿式立交桥，且为单体，无法为长距离高架桥提供借鉴。于是高架桥的设计师团队只能自主设计，在设计过程当中，曾经遭遇过水渠遮挡问题，桥面基座掉落等从未遭遇过的难题，最终在设计师们的设计调整下，最终都一一解决。陈加树老师在高架桥下方行走，他告诉我，那一年，他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在高架桥和单位之间来回往返，边设计边施工，无数个设计师骑着自行车在人民路高架桥下划过的身影，汇成了眼前这座庞大的高架桥，它屹立在人民路中间，见证这31年来，属于广州这座城市的芳华。
最后，想提及一下白天鹅的设计师林兆璋老师，第一次在白天鹅见他，他紧攥着白天鹅的介绍书，上面是当年白天鹅设计师的合影照，他就指着照片上的几位设计师，手指在微颤地移动，说着很动容的话：“这个人不在了，这个人不在了，这个人也不在了，只剩下我和他还在，我今天想出来讲话，是因为我觉得我再不讲，可能就没有人知道当年的情况了。”
四十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在中国第一座城市高架桥——人民路高架桥的身后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的高架桥。31年的时间过去了，高架桥越变越好，人越变越老。今后的时间依然会往前走，让我们向前看，但过往的所有的经历都不会被遗忘，所有的历史都将摆在我们眼前，甚至还将更久远，因为桥还在，一直都在。
编导：郑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