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我们继续系列报道，聚焦中国共产党人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都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我们的事业成功都是经过艰辛探索、艰苦奋斗取得的。“干革命需要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才能干好革命。”这是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留下的豪情誓言。

在缺衣少食、非常艰难的情况下，军垦屯田、开荒生产，上下同心、共渡难关，他们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短短三年时间里，硬是把荆棘遍野、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中共延安市委党校教授贺海轮说：“南泥湾是一个在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村子，可以说历史的机缘巧合，同一支英雄部队的名字连在一起。”

1941年，延安，抗日时期最艰苦的岁月。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国民党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军事包围。延安财政经济收入锐减，生存面临严重挑战。

贺海轮说：“1938年，我们的公粮负担是1.5万担，1941年，一下子增加到20万担，老百姓受不了，党群干群关系就有隔阂了。”

延安根据地仅有140万群众，虽然农民都分到了土地，可是担负起几万干部、战士和学生的吃穿用，实在是一件难事，也开始有了埋怨。

贺海轮说：“要么死，要么散，这两者都不愿意，那就只有一条路——撸起袖子加油干，大生产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中国历史上有军垦民屯的传统，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这还是首次。1941年3月，三五九旅响应党中央号召，来到南泥湾垦荒屯田。当时的南泥湾，方圆百里，荒无人烟。没有房子住，粮食不够吃，没有生产工具……除了11958人的队伍，什么都没有。

贺海轮说：“我们是1941年3月份进来的，正是春天开荒的时候，如果打窑洞的话，就会误农时，那年秋天就没有粮食。我们就住在树枝搭的屋棚里，甚至住在露天，早春的时候春寒料峭，第二天早晨起来好多干部、战士眉毛胡子全是霜。”

粮食不够吃，就在饭里掺上山里的野菜、压扁的黑豆钱钱、小米米糠；没有生产工具，就派战士们四处弄回废铁，熔成铁水，自己制造。

在这场大生产运动中，三五九旅上至旅长、团长，下至伙夫、马夫，全部吃住在山里。领导干部都有生产任务，率先垂范，上下同心。

部队很多战士来自南方，仅仅一年，三五九旅创造性地在陕北种出了水稻，养了猪、牛、羊、鸡、鸭，开了商店，办起合作社，建起工厂，农工商并举，多种经营，解决了部队其他生活用品的供给问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南泥湾精神由此成为大生产运动学习的一面旗帜。

贺海轮说：“今天回顾南泥湾，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要在这个精神里面汲取营养和力量，怎么艰苦奋斗，保持住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精神状态，保持革命时期那股子劲头，那股子干劲，那股子精神，把工作做到底。”

1956年7月开始，满载着交通大学师生和员工的专列由上海出发驶往西安。

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说：“当时，新中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整个西北地区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理工科大学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把交通大学的主体从上海迁到了西安。”

当时，交通大学师生中几乎没有一个西北人。卢烈英教授当年刚参加工作不久，还是一位年仅24岁的青年讲师。

西安交通大学西迁老教授卢烈英说：“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男孩，母亲年龄大了，她坚决反对。我也想了，反正忠孝不能两全，当时校园里流传三句话，党的决定就是我们的行动，党叫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哪里有事业哪里有爱哪里就是我们的家。”

从上海的黄浦江畔到陕西的渭水之滨，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

卢烈英说：“完全是一片农田，没有校门，晚上我们还可以听到狼叫，把煤灰拉回去自己做煤球，然后再生炉子，有时候花了几个小时，满脸都是黑的，流着眼泪炉子还生不着。”

生活上再苦再难都能克服，对于一所已经有60年历史的学校来说，难的是要扎根西部，二次创业。西迁当年，教育部就下达了扩招200个学生、筹建一批国内还没有的例如半导体、计算机、工程力学等等新专业。

卢烈英说：“朱城，1920年到1959年，死的时候只有38岁，是工程力学的创始人。要他来筹建这个专业，他把学校里的大黑板抬到家里，写计划、写教案，写了擦掉、再写、再擦，非常辛苦，再加上当时营养不够，结果他得了肝炎。这个专业1956年开始筹建，1957年筹建起来招生，1959年他牺牲了，英年早逝。交大当时迁校过来就是因为有这样一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西迁人，才能保持整个迁校过程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水平和质量。”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西迁仅三年，西安交大就成为全国16所重点大学之一，创建了无线电、原子能、工程力学等一批新学科，最初10年间，就为国家输送上万人才，接近解放前53年毕业生总数的两倍。从那时起，西迁精神代代相传。至今，西安交大已经为国家培养毕业生28万人，近半数的毕业生扎根在了西部地区。

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卢建军说：“通过高层次的创新人才培养，通过科技成果有效的、高效的转移转化，而且在西部落地成长，来推动这所学校为国担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塞罕坝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塞罕坝人创造了人间奇迹，这里的112万亩森林，每一棵树都镌刻着塞罕坝精神的光辉。塞罕坝第一代林场职工用歌曲《军民大生产》改编了一首歌送给自己。1962年，平均年龄不到24岁、来自18个省市的369人林业建设队伍开进了塞罕坝。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说：“塞罕坝属于河北的最北部，这个地方本来是有一片原始森林，清朝政府为了缓解自己国库的空虚，就把原始森林砍伐，造成植被大量破坏，逐渐形成一个大风沙源，对北京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第一代种树人在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在塞罕坝的创业。无处栖身，就住马棚、睡大通铺，再苦再难，生活上的困难都可以克服，可要在高寒荒原上植树造林却是一件困难的事。300多林场职工奋战了两年，栽下千亩树苗，成活率却不足8%。在这种情况下，党委书记王尚海带领大家分析失败原因，改进栽植技术，再次搞起造林大会战，终于使造林成活率达到95%。从此，塞罕坝的绿色版图迅速扩张。

洪向华说：“从落叶松的选择，到自己培育树苗，也就是说从徒手种下一棵树开始，现在塞罕坝已经种植了112万亩森林，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荒原到林海发生了巨大变化。”

据统计，留下来的第一代造林人平均寿命只有52岁。环境的艰苦、创业的艰辛，让他们把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塞罕坝。

刘军和妻子齐淑艳都是塞罕坝林场的林二代。12年前，夫妻二人在望海楼担任防火瞭望工作。在防火紧要期，白天每十五分钟就要瞭望记录报告一次，夜间也要一个小时一次。12年的坚持，守护着父辈们创建的家园。如今，第三代林场职工仍然在植树造林，仍然在攻坚克难。

塞罕坝不仅锁住了浑善达克沙地，使北京的年沙尘天气减少了七成，涵养了水源，而且每年可以吸收二氧化碳74.7万吨，释放氧气54.5万吨，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洪向华说：“正是他们克服了这种困难，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进行了探索和试验，才取得了这样的成功。这其中蕴含着艰苦奋斗、玉汝于成的精神，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他们以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推动了绿色发展，推动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塞罕坝，曾是“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但塞罕坝人却在艰苦中咀嚼出甘甜，把艰苦奋斗写进了世代相传的“家风”，也成就了如今的绿水青山。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家宝。今天，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仍然要不畏艰苦，努力奋斗，才能不辜负新时代，创造新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