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0日，规划明年经济任务和目标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外界普遍认为，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成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落实会”。那么明年经济情况会发生怎样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方式如何？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栏目为此专门设计了一份调查问卷，向200名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发出，回收109份。

　　“改革”高频出现经济体制改革备受期待

　　刚刚过去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经济体制改革备受关注，因此《经济半小时》问卷调查的第一个问题是，2014年，您最期待以下哪项经济体制改革？20.5％的人最期待进行强有力的行政体制改革。选择金融体制改革占被调查者22.5％，选择基本民生保障制度改革占16.6％、城镇化和统筹城乡相关经济体制改革占12.6％、财税体制改革占11.9％，投融资体制改革占10.6％、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占5.3％。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我想2014年是改革的开篇之年，所以这篇文章的最开头一定要写好。第一项改革，就是要减少行政干预，马上要落实，减少审批，给整个经济松绑。这项改革，我们广义的称之为行政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松绑加上政府干预。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能让市场决定的东西，让市场去决定，这样的话，那么其他的像经营改革也好，投融资的改革也好，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也好，它都围绕着这个去做。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能不能放权。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减少政府审批环节，给经济运行松绑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和核心。除行政体制改革外，在最期待的经济体制改革中，22.5％的人选择了金融体制改革。这些受访者认为，应该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允许民间资本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现在百姓投资有了钱怎么办？买房子、买股票，再买理财产品。所以资本账户逐步的实现可兑换，对于百姓而言，将是一个重大的意义，将让我们的百姓大量地拓宽他的投资领域，从国内走向国际。国际上很多的金融产品，实际上跟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讲一句俗话，实际上我们多年以来肥水流入外人田了，我们中国人买的苹果的电脑、苹果的手机都是让苹果公司的股票蹭蹭地往上涨，可是我们一点参与股票上涨的机会都没有，就是因为资本账户没开放，所以我想讲，资本账户的开放是金融领域的一个重头戏。

　　我们问卷调查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有55.2％的人选择了“政府掌握过多资源，抑制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超过半数；25％选择了腐败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13.8％的人选择了国企改革进展缓慢，还有6％选择了东西部发展严重失衡。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你看中国经济事实上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增长空间的。我们的资源能源，比如说石油，比如说我们的金融服务，区域性的金融机构没有，缺失，这些都是跟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百姓需要的。投资者也希望进去，投报率很高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放开，所以这是中国经济目前的第一大问题。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受访的很多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想要落实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面临的现实挑战仍然巨大。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原来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政府有形的手更多让位市场这个手，三中全会非常强调发挥市场的力量，这个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垄断太多的产业太多的资源不利于市场发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政府的干预太多了，有很多本来不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政府一直在做。我们的地方政府的长官都是把自己看成是地方经济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当然是推动GDP增长了，招商引资对吧，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后遗症就是地方政府直接去下这个场，去踢球，显然对其他的球员是不公平的，挤出了很多其他球员的这个机会。那么再加上你其实是没有很多时间，或者你也不能很公正的去维持那些规则，那本来比如说政府的功能应该是保障这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另外，有25％的受访者选择了“腐败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13.8％的人选择了国企改革进展缓慢，是改革最大阻力。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指出，正是由于政府掌握行政审批的权力，部分国有企业拥有垄断利润，他们都成为了既得利益者，并成为深化改革的阻力。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最大的阻力，改革这方面最大阻力来自于利益集团，特别是垄断利益集团，可能要切掉他们的权利，放开让民营企业进入这个比较困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特殊的既得利益者他就不但要保持这个权利，而且会要扩大这个权利。所以这个改革中央有一个提法，它一到执行的时候，它就会受到阻碍，甚至扭转方向。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市场的力量可能是在推动下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力军，我们要发挥市场的力量，它的基础是一个法制的社会，所以它必须不断地完善法制。

　　问卷调查的第三个问题是，在财税体制改革中，您认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47.7％的受访者选择了“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支出不足，政府投资支出和政府自身消费支出过多”；25.2％选择了“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结构不合理”，另有25.2％选择了“税制结构不合理，税负偏高”，有1.9％的人选择了其它。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我们财政，基本财政收入的大部分，都是行政开支，所谓吃饭。那么大家算过一个大账，我们现在整个的吃皇粮、或者吃财政饭的全部人员加起来，应该是超过三千万。那么三千万如果我们加上他的工资、他的福利、他的日常的行政开支，每人平均每年二十万，应该是不算多的。那么如果算这么一个简单的账，三千万人每年二十万，这就花掉六万个亿。实际上我们基本的财政收入，现在也不过就是十二万亿多一点。

　　《经济半小时》记者查阅历年财政收入情况看到，　2011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增速为24.8％。2012年全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速为12.8％，2013年1－11月，全国财政收入11.9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9％，财政收入的增速正在逐年放缓。在财政收入增速减缓的前提下，如何让财政支出更加合理化，如何把钱花在刀刃上，变成了首要问题。在调查中，接近半数的人认为“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是目前财税体制中最大的问题。
　　除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外，有25.2％的受访者认为在财税体制改革中，“中央与地方的财权和事权不匹配，结构不合理”，是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最大难题。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的关系还没有理顺，目前基本情况是地方政府，总体上讲，当然不好去，概括地讲，是揽的事情太多，但是自己真正能做好的事情没有那么多，同时也没有财力，所以像一个人一样，那么这么一个能力不是那么强，压了很多工作的人，又没有钱怎么办？就借别人钱干一些事情，干的也不是自己最适合的，这就是当前财政体系问题的根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你能不能让他负责任的借钱，我们有很多城市比如说，有造城的市长，造城的市长做得很成功，把整个城市都给改造了，老百姓也很拥护，这个市长后来也升迁了，但是问题是你看他的资产负债表，这个留下的一笔帐，几十年都还不了。就是如果延续下去，你可以想象，我们这个金融风险，这个债务风险是早晚的事情。

　　数据显示，土地出让收入和地方债已经成为庞大的地方财政支出的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11年，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3.3万亿元，占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2012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为2.9万亿元，占到当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而国家审计署今年6月份发布的数据显示，在审计的36个地区债务中，有9个省会城市政府所负的债务率已超过100％，最高的达到189％。

　　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哈继铭：财政缺口的填补方式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卖地，另外一个向银行借钱，通过平台公司，地方向银行借钱。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地方事权和财权不匹配，迫使地方政府走储备财税的目的，不停地迈进，如果给他一个比较好的税制，能解决发展，能解决用钱。

　　如何让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迈入健康的轨道，这也是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而对于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经济学家们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财税体制改革最主要一方面要解决财权和事权的匹配，比如说中央管什么，地方管什么。你比如说现在有些东西归管得，就应该中央管。那么相当的话，税是中央，作为中央税，同样这个事必须要中央来管。我觉得全国将来的社保，这个不应该是地方管的事，它应该作为全国的系统。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未来的财政的支出结构，应该来讲，比较好的是大部分的财政支出，是用于社保、用于老百姓的福利，教育、医疗这些基本的开支。这个应该能占到50％以上。那么政府的行政开支这一块，最好不要超过30％。你就必须要削减公务员的队伍。至少你要把公务员的队伍的膨胀你要遏制下来，不能让太多的人再去吃皇粮了，那这个当然难度极大。所以这个就牵涉到政府职能的转变。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过去我们是建设性政府，今后的目标是要提供公共服务，要转型公共服务政府。要说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中央的责任，事权必须往上走的，特别像养老和其它一般的公共服务，不能地区有差异，水平就不一样，这真的是中央政府的责任，于是事权要往上集中，这样财力跟支出相匹配。

　　在问卷的第四个问题中，我们也就近来一直受到热议的农村土地改革访问了诸多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于农村建设用地流转会带来的风险，41.2％的受访者认为，风险很小，可以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促进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另外40.2％的受访者认为，风险很大，可能进一步贫富差距加大，造成农地被占，威胁粮食安全等问题。可以看到，对于农村土地改革的风险问题，乐观者与担忧者的比例几乎一致。另外还有18.6％的人认为结果不好说。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企业研究中心主任刘姝威：我正在太行山小山村里边搞一个试验，那个小山村的村民和村领导已经明确说了，不要跟我们谈流转，如果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有一片土地，我们还有地方去住，如果闹天荒，我们还有一口饭吃，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土地都流转出去了，我们一旦遇到天灾或者人祸，我们到哪儿去住，到哪儿去吃。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肯定有风险，这个风险呢就是我们其实在之前我们也参与过做过一些调研、做过一些研究。你比如说，农村建设用地，把它城镇化以后，把农民请到城市里面来住了，那么你给了他补偿，给了他一笔钱以后，这笔钱他买了房、买了车，他可能就挥霍掉了。挥霍掉了，他又重新变成无业的贫民，已经走入城镇的农民，会重新失业，重新成为贫民，重新没有收入来源。那这是最主要的一个风险。

　　40％左右的经济学家认为农地改革风险很大，但还有41.2％的人对农村建设用地流转带来风险的可控性表示乐观。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有人担心土地流转过快、过多，有可能失地，失地农民一旦在城里边待不下去，有可能产生赤贫。就算土地流转土地使用权还是他的，只是一段时间的使用权还是他的。从这个角度农村土地流转不会产生大量的赤贫。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我们北京很多农民工，他们那个宅基地是空在那的，而且他永远可能也不会回去了，农村的宅基地，至于他们的子女更不可能回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不是资源的浪费吗？如果能够流转，有一部分可能卖不出什么钱来，有一些可以变现，能够改善他在城里面的居住条件。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改革中间如果掌握的好的话，其实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既集约利用地，同时也获得收入，也改善他的生活条件。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如果控制的好，不会出现现在列出的问题。
　　多数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都指出，无论风险大小，农村建设土地的流转都是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一环，是必须要突破的改革方向。推进土地流转改革需要国家有顶层设计，有严格的执行细则，这样才能在控制风险的同时，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风险会有，但是它的正面作用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要搞。它再不搞的话，对城镇化对农村的发展，对农村现代化都成为一个障碍。所以在这个问题当中，就是在于怎么能够坚持这条道路，同时要控制风险。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农村集体土地跟国有土地是一样的，同等权利，但是真正执行起来，我觉得难度非常大。首先问题是全国做好统一规划。第二，如何流转制定细则，才能真正起作用。

　　改革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两个字，业界也普遍对经济体制改革充满期待。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加速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改变。那么接下来的一年，中国的经济会以什么样的速度增长呢？这样的速度对经济生活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中国经济经过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积累的结构问题、增长方式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正越来越制约着经济发展的健康度和可持续性。这其中，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反思。那么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对于明年的GDP增长有着怎样的判断呢？

　　半数受访者认为GDP目标应在7％－7.5％之间

　　《经济半小时》问卷调查的第五个问题是，您认为2014年，我国GDP的目标是多少。受访者中，50％的人认为，GDP目标应该维持在7％－7.5％之间，而29.8％的人认为在6.5－7％之间，18.1％的人认为在7.5％－8％之间，只有2.1％的人认为会在8％以上。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按照我们的测算，我们认为要保证1200万的新增城镇就业的话，7.1左右的增长速度就可以，这是一个底线，但是考虑到明年整个的大规模的中等职业学校以上的毕业生要达到1200万，这个规模很大，为了不至于使失业率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上升，我们建议明年的就业目标在1250万，它所对应的GDP增数，就在7.5左右。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选了一个7到7.5，我认为还是比较可行的，中国现在有好多问题需要解决，好多历史遗留的或者历史积累的问题，也需要解决，政府要是太快了，可能要欲速则不达。

　　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总裁曲道奎

　　从2003年至2012年十年间，我国GDP增速最高值出现在2007年的14.2％，最低值出现在2012年的7.8％。2013年我国将GDP目标进一步降低为7.5％，这已经是连续两年低于8％。在调查中，有近30％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认为GDP目标应该低于7％。

　　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哈继铭：我最近做过一个分析，投资占GDP的比重，用去年的数据来测算，已经达到48.3％。我估计今年前9个月都已经超过了50％。这个48.3也好，50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们历史上建国以来上一次的最高的是1958，大跃进的时候42％。咱们现在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这就是经济不平衡增长的一个后果。那么怎么让投资率下来，就比较投资增长速度放缓，我测算了一下，假定到2020年把投资率降到40％的话，明年经济增长就不应该超过7％。

　　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区副主席哈继铭

　　【半小时观察】

　　改革的定义是改变旧制度、旧事物，对旧有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作局部或根本性的调整变动。很显然，改革必然会触动一些既得利益而遭遇阻碍，有时甚至会决定改革的成败。这其中，抛弃唯GDP论英雄的政绩考核方式，无疑让社会对改革前景充满了期待，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我们期待中国经济能够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破除固有思维，冲破阻碍，健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