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大桥下的农民工

　　主编：于  浩  王立平

　　记者：杨健志  吕振华

　　摄像：李晓民  陈艳波

　　一、刘红卫背后的故事

　　11月30日，河南郑州市中州大道的立交桥下，一名叫刘红卫的农民工悄然死去，有人说他是饿死的，有人说他是病死的。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大桥下的农民工为什么如此引人关注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2012年11月30日，一位叫刘红卫的农民工死在了郑州的一座大桥下。刘红卫为何住在桥下？又因何在桥下死亡？急救中心为何没有把他接走？经过一周的调查， 2012年12月22日晚，《中国财经报道》播出了《大桥下的冬天》这期节目，揭开了事件背后的隐情。节目一播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第二天，23日，一位叫“零钱女孩”的网友说想给节目中报道的老王买一部手机。23日21：38分，“零钱女孩”发微博说手机已经买回。第三天，24日中午，零钱女孩亲自到郑汴路桥下寻找老王。24日下午4点，《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组终于联系上了已经回家的老王。约定过几天回郑州后，零钱女孩把手机送到他手上。

　　《中国财经报道》记者杨健志说：“这个人（零钱女孩）意识就比较好，不但把手机送给他，要通过他来建立一个零工热线，另外一个讨薪的农民工把1000元也要回来了。”另一名记者吕振华说：“这基本上是我们今年所有节目当中，关注度最高，微博评论转发的次数最多的一期节目。”杨健志和吕振华从事了6年的新闻深度调查。他们一行三人迅速赶往郑州，首先就是找到刘红卫离世的那座立交桥。吕振华说：“我们在郑汴路立交桥这个地方转了一圈，我们并没有留意到住的那个地方在哪。立交桥下面有一些护栏，它是紧贴着护栏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他们已经在外面去等活了，他们的包裹，他们的这些被子、褥子都已经收拾起来了，都靠在边上，特别像一堆垃圾。”立交桥下的角落就是农民工休息睡觉的地方。吕振华一直关注农村话题，但是，他还是很难把这座四处漏风的大桥和晚上睡觉的地方联系在一起。他说：“最近的就直接睡在马路边，就甚至如果说半夜翻身是可以滚到马路上的。几乎是零距离可以说是。所以你看到这个，他们睡的那种条件，就没有任何的舒适性和安全性可言。我觉得这种危险性似乎在求生，或者在谋生这个需求面前，好像放在第二位了。”

　　刘红卫生命最后时刻停留的郑汴路立交桥，是郑州市交通主干道中州大道与郑汴路的交叉处。但是当吕振华他们下午来到这里时，并没有看到多少人，只看到了护栏上晾晒的布鞋和一排排打包好的被褥，从回来添加衣物的民工口中得知，这个时候，大家都出去找活了。而他们的到来，迅速吸引了一大批农民工，被误认为他们是来招工的。这些农民工大都知道刘红卫，知道他是河南杞县人，更多的信息无从得知。这时，刘红卫的一位同乡老裴说，两家相距一两百米远。老裴还说最后一次见到他时是一个月前。老裴说：“我说你还不回家看看你儿子，你再不回家照顾你儿子，你儿子就毁了，他跟我吹牛呢他说你信不信，我儿子跟着我三个月，就比跟着我父亲强。我说你吹吧，你这样流浪，让你儿子跟着你流浪啊。”从老裴口中得知，刘红卫出来打工已经六七年，是一个不爱和人说话的人。他说：“他这个人就是独立惯了，他性格倔倔的，他不希望别人救济他。”

　　和刘红卫一样在大桥下露宿的农民工接近200人，他们就是这样蜷缩在铺盖里过夜的。而当时郑州的温度已经是零下了。郑汴路立交桥下114路公交车调度员宋丽英说，刘红卫在这些农民工中当中很特别。宋丽英说：“他老是不爱说话，老是往那一蹲，有时候往我们柱子那垃圾桶那一蹲，我们发车的时候，然后我还撵过他几次，我说你去那边蹲着吧，这边不是太危险了。”大概一个月前，宋丽英注意到刘红卫不在垃圾桶边靠着，而是每天躺着，不去干活，也还是不和人说话。宋丽英和同事，有时会给他送一些吃的。她说：“前一个月他还吃，坐起来吃自己吃，后来就是陆陆续续就不咋吃了，反正每次都送了饭以后，他就吃不完，没有吃完过。”

　　直到11月30日中午，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刘红卫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刘红卫38岁的生命停留在了2012年11月30日12：47分。那么，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谁跟他接触最多？在他的弥留之际又说了什么吗？吕振华他们决定进一步解开这些谜团。吕振华说:“当时发现他死亡的那个清洁工，也是我们想要了解的对象，他是当时第一个发现刘红卫死亡的人，并且在刘红卫躺着的这20多天里，反复和刘红卫有一些交流。比如说给他送水，了解一些病情，但这个人怎么找也找不着了。”第二天，吕振华和杨健志决定去刘红卫的老家看看，距离郑州200公里外的杞县梁庄裴集村。他说：“随着进了他的村子里面路越来越难走，路越来越狭窄，路上有很多的坑，就包括进到村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进到村子里面最核心的部分的。基本上最村子的外围就停下了，我们是走着进去的。他的村的情况基本上是属于我感觉经济状况不是特别好的村子，但是我们没想到的是，在这样的村子里面，刘红卫的家是这个村子里面经济状况最差的一户。就是还是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在邻居的砖瓦房里，刘红卫家的三间土坯房格外显眼，其中一间快要倒塌了。这位老人就是刘红卫的父亲刘玉龙，今年60岁，三年前得了肺病，因为没钱治疗，只能在家养着，但是，一干活儿就喘不上气。刘红卫是家里的老大，他的弟弟患有痴呆症，只能跟着父亲生活。刘红卫的母亲20年前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家里的五六亩地农活只能依靠刘玉龙指挥着这个痴呆的弟弟来干。刘红卫的儿子刘春节今年10岁，没有读过书。刘玉龙说，家里的收成并不好，每亩产五六百斤玉米，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收入。老人说，刘红卫没有读过书，不识字，也没有什么挣钱的本事，好不容易娶上了媳妇，但是媳妇几年前也离家出走了。刘玉龙说：“俺那个儿媳妇是外边的，是南阳的，他总跟她生气，我就批评他，我就想找个媳妇，跟家有个小孩子，我是不想让她走，也是一家人呢，我跟他生气，我打他一下子，走了。”他说，父子间本来就有很深的过节，这次离家出走之后，刘红卫没怎么回来过。但是，当公安部门拿着刘红卫的照片找到他时，老人还是难以接受眼前的一切。刘玉龙回忆时声泪俱下地说：“他（公安人员）把相片掏出来了，他问这个人你认得不认得，我一看，那我认得，他说这个是你孩儿不是，我说是，我到那(郑州)一去，心里一难受，他活不过来了。”

　　刘红卫的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件，电视上落满了灰尘，一张大床是老人住的，一张小床是刘红卫儿子的，床下垫的是玉米皮，枕头是塞满衣服的化肥包装袋。一家三口一年四季所有的衣物都装在了五六个化肥包装袋里。吕振华说：“我们发现桌上有一个篮子我们打开篮子里面是大概六七个已经发黑了的馒头，我们说这个馒头是干什么用的，他说这是我们吃的。我说这都已经发黑了，因为这是大前天做的。”刘玉龙因为身体有病，连做饭都得哄着痴呆的儿子来做，一次做出四五天的量来，吃剩饭剩菜就是常事。刘春节最爱吃的是方便面，不过他吃方便面的机会很少，吃的方法很特别。吕振华说：“他都会把那个面和那个调料分开吃，面单独煮了吃，然后调料留着，平常没事的时候，就拿着调料舔一下，所以在他的桌子看到一些调料的小包，他说这个就是他平常的零食，他没事的时候就可以拿这个调料舔一下。他觉得那个味道很好吃。他说他觉得人世间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方便面。”他说，刘玉龙最担心的是孙子无人管教，会走邪路。“现在刘红卫这个10岁的儿子，已经养成了很多留守儿童的坏习惯，就是抽烟，而且他抽烟的方式非常得让人难以接受，就是他现在每天没有人管他，他就是在村里边瞎玩瞎闹，然后看见有大人抽剩下的烟头，他就冲过去把它捡起来，接着抽。”

　　村民眼里的刘红卫并不像大桥下工友们所说的那样孤僻、内向。是什么让他在这几年里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呢？一个跟他有着几十年交情的老邻居这样揣测着刘红卫心理的变化。河南杞县裴集村村民陈富全说：“他大了考虑事了，家里还有个父亲，还有个弟弟，需要盖房子，孩子一天天长大，他思想有压力了（刘红卫）难过的跟俺家还喝过一次老鼠药呢。”年迈的父亲，年幼的儿子，呆傻的弟弟，出走的妻子，这些对于没有太多技能的刘红卫来说，都是无法回避的重担。原本心理已经极为脆弱的刘红卫，一个月前病倒了，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后20多天里，他没有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也没有选择到距离大桥20米外的车站坐车回家。陈富全说：“家庭情况环境不太好，回来也不一定能看得好他的病，家里面现在没有钱，思想上再有点内疚，他就不愿意再跟别人说，这个人一生病思想压力就大了。

　　二、乐观的农民工——老王

　　调查中我们能感受到刘红卫无奈而又痛苦的一生。年迈的父亲，年幼的儿子，呆傻的弟弟，出走的妻子，没有多少技能，都是压在刘红卫身上的重担，生病、饥饿、寒冷则可能是压死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记者了解到，在刘红卫生前栖身的立交桥下，聚集着上百名农民工，整个郑州大约有上千人居住在大桥下面。他们又是什么样的生态状态呢？

　　抢活，是大桥下这些农民工每天必须面对的生存竞赛，在郑汴路立交桥，吕振华和杨健志目睹了这最平常的一幕，也认识了农民工老王。老王，名叫王忠彬，今年五十一岁，河南省民权县石洼村人。他一家八口人，有十七八亩地，种着小麦、玉米和花生。虽说家境并不是特别差，但是大儿子结婚需要钱，小女儿上大学每年学费上万元。老王农忙时照顾家里的农田，只有农闲时才能出来做点儿零活儿，三天五天，或者十天八天，但是不能到企业或者工地长期打工。五天前，老王揣着几十块钱，来到郑州，住在了郑汴路立交桥底下。老王说：“也想住个小旅馆。住个小旅馆一晚上要花15块钱。够一天的生活费了都。一天就15块钱基本上就够一天的生活费了。住在这个地方就是不花钱，冬天比较冷一点，夏天就好了。”老王住在大桥底下，不只图省钱，还为了找工作方便。因为大桥附近有十几家大型的建材家居市场，顾客习惯就近寻找建筑装修工人，久而久之，这里自发形成了一个民间的劳务市场，持续了几十年。他说：“我们村里人都在这里干过，这些招活的人，他们开着车，也都知道大桥底下是个招工的地点，民工都在这里居住。有时候有活的时候，夜晚，有老板需要搬运东西，有活干，晚上喊一下都去了。”

　　在大桥南侧一个废弃的库房里，也住着几十名进城务工者，在这里，我们认识了老柴，他今年57岁，从1982年开始就在这座大桥下讨生活了。老柴说：“最早时间也没有公交站，也没这个屋，这片桥也没有，连桥都没有，没有就当中一个国道，当初是叫国道，107国道，现在叫中州大道。”我们粗略地算了一下，郑汴路立交桥下有大概200名务工者，年纪普遍在40岁以上。虽然大桥下没有水、没有电、没有床，没有厕所，而且污浊不堪，但这却是他们在城市里的家。老王乐观的说：“大桥有个响亮的名字，叫大桥宾馆 107房间， 107房间因为它是107国道，空调间，四面透风，环境非常优雅，四面高楼，宝马奔驰两边通过。”每天老王都到这家小店买早点，老板准备的这些热水对于住在冰冷大桥下的农民工们来说很重要。但是，等老王买完早点回到大桥时，发现十几个同乡不见了。原来就在他买早点的时候，有工头来招工，老王错失了这次机会，他很懊恼，他说如果自己带着手机，老乡们一定会叫上他。但因为家里只有一部手机，出门打工前留给老伴了。这是老王来到郑州的第六天。6天里，他一共抢到过两个活，一个挣了24元，一个挣了107元。在这一天，老王接连错失三次工作机会，一个是背建筑垃圾，老王觉得给钱太少，一个是贴瓷砖，老王觉得自己技术不过关，一个是物流公司也因为没有谈妥价钱，没接到活儿。但是，没有找到活儿，就不能在雇主那儿吃饭了。一天三顿饭老王就得自己解决。老王这一天的收入为零。但是，一天仅吃饭就花了12元钱。对于只拿了七八十元钱出来找工作的老王来说，一天的机会没了。

　　老王说：“人到中年繁琐的事情多一点，上有老，下有小孩子们还要上学，经济上头就需要宽绰一点，现在这个活很难找，还是需要能够干到活，能够挣到钱就行了。”在老王铺位的两旁，一边是刘红卫离去时躺着的地方，一边则闪烁着都市的灯火。最近老王还写了一首诗，他念给了我们：
　　农民工一个响亮的名字

　　说到农民工感觉不错

　　其实生活的当中已是苦累多多

　　整天在野外生活

　　只见日出不见周末

　　多少峥嵘岁月蹉跎

　　人生有人生的苦累

　　人生有人生的快乐

　　吕振华说：“他们的开销基本上全部聚焦在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就是维生，维生需要的就是吃、住，行对于他们来说就只能是用双脚带步，吃和住的话，已经是压缩到极限了，住已经是零花费，吃的话每天的开销最低的能控制在2块钱。就是一个馍啊。”在吕振华看来，这些农民工除了吃饭之外，省略了刷牙洗脸，就是上厕所也是在附近的绿地花圃里解决。他说：“我没有看到有人在刷牙洗脸早上起来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揉揉眼睛就开始上路了。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常态，然后我们日常，正常的需要上厕所的一个步骤，也被他们简化成小的就在他们住的那个旁边省去除了生存以外的其他所有需求，仅仅是活着就行。”每天早晨6点起床，等活儿、抢活儿、干活儿，有时候要忙到晚上10点钟，回到冰冷的大桥下睡个觉，第二天再重复同样的生活。杨健志说：“总结一下就是睡等抢干，这样的四个状态吧。桥底下睡觉，抢活等活，有一部分抢到活的就去干活，就是这样的状态。”

　　三、感恩常在

　　当刘红卫死亡的消息被见诸媒体之后，我们逐渐发现，刘红卫的死亡并非一个人的悲剧，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像刘红卫一样的农民工的生活困境，我们要思索的，是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生活状态。《大桥下的冬天》播出后，杨健志他们陆续收到消息，刘红卫10岁的儿子被登封少林寺慈幼院接走了，老柴病倒的同乡李兴被救助站接走了，热心网友“零钱女孩”联系到了老王，等老王回到郑州，就可以把手机送给他。杨健志说：“就我的感觉来讲的话，刘红卫的死肯定是同病相怜觉得是不好的事情，也是难过的，但是他们在这打工，在这赚钱的想法，我觉得没有改变，改变的可能是大家对他们的态度和帮助，外界变了其实。”大桥下的农民工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不断有人给他们送来棉衣，但是，在老王看来，棉服、棉被是锦上添花，而工作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他说：“那其实他的潜台词就是我需要别人给我太多的救助，我终究是要靠我自己的力量自食其力的生活的，我是一个有尊严的人，我不是像要饭的一样要求你给我一个好处，我只希望这个城市有我一份，一个空间，容我在这里面去找工作，容我去用我的体力在这里面挣一份钱就可以了。”

　　12月21日，在老王他们住的地方摆上了上百盆鲜花，安装上了围栏，还挂上了“关注农民工生命健康”，“天气寒冷，桥下不宜露宿”等条幅。

　　四、总结

　　农民工老王的那句话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他说“我还就是需要份工作”。哪怕生活再困苦，农民工们也想保持最起码的尊严。死去的刘红卫也正是有着这样一份尊严，才不愿意别人过多地怜悯他。但是大桥下面的农民工能用来维持生计的只是一把力气，缺少劳动技能让他们的付出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回报。年末岁初，当很多人打算好好和家人欢乐团聚的时候，大桥下面依然生活着打零工的农民，他们依然在为一日三餐犯愁，他们依然睡在车轮滚滚的马路边。要帮助他们摆脱困境，需要社会各界的力量。爱心人士和慈善团体的帮助可以为他们解一时之需，一些用人单位在使用农民工的时候多一些理解和宽容，但我们还是希望当地政府部门能承担起培训农民工的工作，想方设法为农民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才有可能体面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