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我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入德国柏林大学，1933年获博士学位。1934年4月回国。今年是先生逝世19周年，诞辰110周年。他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上的求新与创造，他的名字始终和科学上的重大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探测中微子、宇宙线研究、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两弹突破、大型X光机、惯性约束聚变……对于王淦昌一生的成就，曾有评论说：“任何人只要做出其中的任意一项，就足以在中国科技发展乃至世界科技发展历程中名垂青史。”无疑，他是一位学界泰斗、科学大师。
“我愿以身许国”
1961年4月3日，王淦昌接到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部长刘杰约见的通知。到了刘杰办公室，对方开门见山地向王淦昌传达了党中央关于研制核武器的决定，并请他参加领导原子弹的研制工作。
迎着刘杰的目光，王淦昌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许国！”第二天他就到二机部九局去报到了。从那时起，王淦昌这个名字从科技界突然销声匿迹了，而在中国核武器研究队伍中，多了一个名叫“王京”的领导者。
这意味着，王淦昌在以后若干年中，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科学探索，不能获得最前沿的科技信息，不能在世界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交流学术成果，这对当时已经在科研领域取得成绩的王淦昌而言，是十分可惜的事情。
王淦昌是清华大学第一届学生，也是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德国柏林大学教授迈特纳唯一的中国学生，年仅26岁就成为了物理学博士。
1942年初，王淦昌在美国《物理评论》发表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独到地提出了验证中微子存在的实验方案，并为以后的实验所证实。这是王淦昌对国际物理学的一个突出贡献。《物理评论》杂志将此文评为年度最佳论文，王淦昌因此荣获第二届范旭东奖，还被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列入《百年科学大事记》之中，K.C.Wang（王淦昌）也因此扬名海外。
1956年，王淦昌被派至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先担任高级研究员，后任副所长。通过对近10万张气泡室图片和大量数据分析，1959年秋，王淦昌小组终于发现了一张反西格玛负超子事例的照片。这是人类通过实验发现的第一个荷电反超子。这项重要成果把人类对物质微观世界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影响。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1972年访华时对周恩来总理说：“联合原子核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先生及其小组对反西格玛负超子的发现。”
如果能够继续在原来的科研领域工作，王淦昌很有可能叩开诺贝尔奖的大门。然而，为了中国能造出原子弹、氢弹，为给中国人争这口气，从1961年到1978年，王淦昌隐姓化名，中断与外界的联系整整17年。
王淦昌参与了我国核武器的原理突破、实验研究和组织领导，在我国原子弹、氢弹研制过程中，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早期的爆轰试验是在长城脚下进行的。负责核部件试验的王淦昌多次亲临爆轰试验现场指挥，一年之内在野外进行了上千次实验原件的爆轰试验。他和其他科技专家们一起，冒着弥漫的风沙做爆轰物理试验，爬过长城脚下崎岖的山路，住过古烽火台前简陋的营寨。一年后，年近花甲的他又带领一大批无名英雄来到人迹罕至的青海高原，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轰试验和点火装置测试。
为国建言树丰碑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之后，王淦昌又在技术上全面领导了我国的前三次地下核试验，使我国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基本掌握了地下核试验测试的关键技术。
1978年7月,王淦昌告别17年隐姓埋名的生活，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原子能研究所（原子能院前身）并担任所长。这时,他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但为了中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位古稀老人仍不分昼夜地辛勤操劳。
1986年3月2日，王淦昌与光学家王大珩、电子学家陈芳允、自动控制专家杨嘉樨联名向党中央提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1991年12月15日，我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的30万千瓦压水堆型核电站——秦山核电站并网发电，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宣告结束。可以说，在我国发展核电的每一个阶段，都凝聚着王淦昌的心血。秦山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都是在王淦昌等有识之士的呼吁推动下开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