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巧，我们单位和国家方志馆同一栋楼，这里从未有过都市里的熙熙攘攘，安静中透着些许高冷。老实说，我也没进去过几次，可以想见，普通民众对方志的了解，可能真的知之甚少。
高冷方志如何接地气？这还真是个文化大题目，当然也是个电视的大选题。作为详细记载一地的地理、沿革、风俗、教育、物产、人物、名胜、古迹以及诗文、著作等的史志，中国的方志宝库为打造一部规模宏大的认识中国社会的影像版百科全书提供了丰厚的史料，也为电视文化工作者的史诗性大片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今年国庆黄金周后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中国影像方志》第二季，就用观众喜闻乐见的接地气的电视表达方式，再现了县域范围内的精彩中国故事。
既有百姓故事也有宏大叙事，既有小桥流水更有大江东去，区别于一般风光片而不失“志”的特点，这是《中国影像方志》最显著的特点。按照“方志”的叙事方式，《中国影像方志》在体例布局上分成了“地名记”、“历史记”、“民俗记”、“名人记”、“音律记”、“美食记”、“物产记”、“当代记”等等。如果说“美食记”、“物产记”属于小桥流水，那么“历史记”、“名人记”、“当代记”就是名副其实的大江东去。比如监利篇。“万里长江，险在荆江”。在相当程度上，监利的历史就是千百年来与肆虐的长江水害的搏斗史。荆江大堤的修建始于东晋，拓于两宋，分筑于明，合龙于清，加固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依江而立、滨江而兴的监利，江堤就是它的生命线。同样是大江东去，位于黄河西岸的陕西韩城则是另一幅图景。韩城古城紧邻黄河，城墙距河道最近处不足百米，却几乎从未受到洪水的侵袭。为什么？全部奥秘就在于古代建筑师的智慧——通过“以河制河”的方法，确保韩城免于水患。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于是，《中国影像方志》就兼具人文历史和社会生活两种纪录片的双重优势。监利不光有美食团子，韩城也不只是以羊肉饸饹让人神往。长江和黄河赋予它们独特的人文底蕴和历史厚重，这种底蕴与厚重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灵魂之所在，也是一部电视作品的筋骨之所在。
用对中华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标杆性人物作为《中国影像方志》的统领主线，在诸多“记”中不断强化人物透视出的民族精神，以及对民族精神的滋养与涵育，这是《中国影像方志》又一个可圈可点的特点。这其中，最具影像冲击力的当属韩城人士司马迁。“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的这段话被几代人多少次的背诵，更让我们不知多少次的想起。忍辱负重，不屈不挠，司马迁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实写照。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历数中华民族先贤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范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中国影像方志》所呈现的正是有如司马迁祠坐落在山崖顶端，东临黄河，西枕梁山，又恰如太史公的傲岸与高远，慷慨悲壮，荡气回肠。
方志姓“方”，灵魂在“志”。影视作品的接地气不是一般的接土气，更不是接俗气，而是连接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底气，弘扬舍我其谁的志气。这里，《中国影像方志》的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观赏《中国影像方志》时，总是不由地想起小时候就熟悉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对中国的深情描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土，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毛主席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是1939年，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再有两年，我们将迎来共和国的70周年大庆。
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此时此刻，《中国影像方志》给人以巨大的历史感。你站立的地方就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就怎么样。当一部影视作品勾起每一位国人乡愁的时候，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就与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联，精神产品人文教化的功能也就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 时统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