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人多地少是我国农业面临的一个现实。一户家庭拥有几亩地甚至一两亩地的现象普遍存在，在这么少的耕地上要想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可以说非常难，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许多地方的农民离开了土地涌入了城市。如何提高土地的集中度、提高农业的吸引力是我国农业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而在上海松江，农民却成了“抢手货”，在这里你如果成为一个家庭农场主可不是想当就当的，必须要通过竞选才能当上。

【6个农场主六十多人报名  家庭农场成抢手热饽饽】

2014年春天，井凌桥村有6位家庭农场主年满60岁，按照松江区的规定必须退休，因为想经营家庭农场的人不少，需要为其它村民让出机会。新的农场主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谁想种地都可以来竞争。一纸通知出来后，6个名额竟然引来了64个人报名。直到今天，徐秋连回想起当初参加村里的农场主竞选时经历的激烈竞争，依然记忆犹新。

上海市松江区井凌桥村家庭农场主 徐秋连：我想怎么这么难，包这个田60几个人竞争，要命了。

上海市松江区井凌桥村村民 储仁观：甜头不少，一年一个人搞个六七万块钱。比如说打工的话只能搞个两三万块钱。

从种地尝到甜头，这对井凌桥村的村民们来说是2007年以后的事情。在这之前，这里和中国东部大多数农村一样，人多地少，一户人家只有三四亩地，一年收入也就一千多块钱，守着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年轻人大多进城打工。人走了，地荒了，村庄也慢慢凋敝。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松江区开始在全区推行家庭农场，要求常年雇工人数不超过家庭务农人员数量，以保证家庭农场的自耕性质，规模适度经营，防止土地资源过度集中。

上海市松江区委副巡视员 封坚强：规模一定要家庭自耕，而不要用大量的雇工。

松江区鼓励外出打工的村民把地委托给村委会，再由村里把地交给本村想种地、能种地的农民，经营家庭农场，条件是每年每亩农场主要给原农户补偿500斤稻谷，这避免了土地租金随意涨价，导致承包户撕毁合同甚至弃耕的情况的出现，同时土地不会被挪作他用。

家庭农场推广之初，松江区每个家庭农场土地面积大概为100至150亩，一年下来，农场主大约有五六万元的收入，不用背井离乡，而且收入还能比外出打工高一倍，村民们看在眼里，对家庭农场的态度也从最初的观望，到了靠竞争才能上岗。

松江区对于家庭农场主设置了严格的准入条件：不是本村村民不行，没一点务农经验的不行，工作不辞，三心二意的不行，品行不好，好吃懒做的不行。条件苛刻，而且都是乡里乡亲，相互知根知底。2014年井凌桥村报名的有64人，第一轮筛选就有40多人被刷了。

最终入围的19名候选人中，只有徐秋连一位女性。她原本在镇上的玩具厂承包了一个车间，但是丈夫突然去世，留下她和家里的一老一小。为了照顾老人，她不得不放弃工作回到村里，打些散工。这次家庭农场主的竞选，无疑给她提供一个改善经济条件的好机会。但是她已多年没有务农，为了让村民放心把地交到她手里，她决定聘请姐夫做自己的技术指导。在村民代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她还在加班加点恶补种田的知识。

第二天是村民代表投票的日子，但徐秋连在大会开始前两分钟才赶到会场。

徐秋连：昨天晚上忙到九点，然后又理了一下，脑子记了一下，今天早上6点多钟起来，马上再巩固一遍。笑死了。

上午九点，村民代表大会正式开始，19户竞选村民依次上台自我介绍，相当于发表竞选演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投票计票，井凌桥村新一轮的家庭农场主诞生了。缺少务农经验的徐秋连得票数和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候选人并列第一，这多少有些令人感到意外。

上海市松江区井凌桥村村民代表 封永康：让她一次机会，给她扶持一个家庭，她这样子有奋斗目标，也给她一次机会，让她富裕起来。

上海市松江区委副巡视员 封坚强：谁有能力谁来经营，谁爱惜土地谁来经营，谁把土地种得更好谁来经营。还有一点，谁在这个村里面，大家老百姓之间更和睦、人情好，这也是一个主要因素。这符合农村乡里的一种文化，一种乡情。

徐秋连：这是当年签的合同。拿了这个东西，等于像别人结婚拿了一个本一样，拿到这个我就开心死了，第二天就去田里捡垃圾去了。

徐秋连记得当年自己的竞选宣言，也记得村民们对她善意的支持，她卯足了劲干，现在的她，巾帼不让须眉，已经是村里有名的种田能手了。

徐秋连：第一年产量就不得了，1280。结束了之后全家到北京旅游了一趟。

徐秋连家每亩产出的这1280斤稻谷，除去500斤稻谷用于支付流转费用，剩下的780斤按照上海地区每斤1.55元的统一收购价，共计收入1209元。此外每亩地还有水稻直补、水稻农资综合直补等各类补贴400元左右。一亩地总共可以收入1600多元。徐秋连这102亩家庭农场就靠一季水稻就能为她带来10多万元的收入，比起以前她在玩具厂工作的收入高了一大截。

徐秋连：当时是无奈的选择，现在看看还是有奔头的。不是太累，收益还可以，最起码家里能照顾。

徐秋连不觉得累，是因为她不仅从姐夫那里讨来了一整套科学种田的决窍，而且松江区的水稻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全区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8.7％。除此之外，从撒种到收割，镇里的农业技术中心在每个环节还会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随时用手机短信的形式进行提醒。

因为有力的技术支持，徐秋连这样的家庭农场主们操心少了，体力省了，收入反而增加了。2016年松江全区966户家庭农场，占全区粮田面积的95%，户均经营面积143.3亩。水稻亩产585公斤，比推行家庭农场前增34公斤，粮食生产实现持续丰收，家庭农场户均收入也从2007年的5-6万元左右逐年提高，2016年达到12万元左右。

眼下，田里的秧苗都已经播种完毕，离下一拨施肥还有些日子，正是闲的时候，但徐秋连眼里有活，没事就会到田间拾掇拾掇，防止考评不合格被罚。

徐秋连说，在2007年推行家庭农场之初，因为当时粮价低,为鼓励家庭农场发展，降低土地流转成本，松江区对家庭农场实行每亩200元土地流转费补贴。但是，从2013年起根据粮价与家庭农场收益情况，区里把这200元的土地流转费补贴改成了考核奖励，鼓励家庭农场进行高产竞赛、推广秸秆还田、机直播和新农艺新技术推广。徐秋连说自己努力通过每次考核，不光是为了不扣钱，更重要的是想表现好，以争取再多种100亩地。

上海市松江区委副巡视员 封坚强：按照现在生产的水平，每户农户种到350亩左右，那我们不要直接的补贴，我们以后的补贴主要是补在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耕地的保护。

刘守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长期跟踪观察松江家庭农场发展。在刘守英看来，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的背景下，松江家庭农场这一模式是十分有益的尝试，也颠覆了农业发展必须依靠大量补贴的怪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刘守英：你没有补贴整个农业撑不住，关键你怎么补。我们现在的补贴不能作为一个招商引资的手段，第二个补贴一定是培植新的经营主体。这是我觉得松江家庭农场第二点非常重要，就是补贴这件事。我一定要强调，整个松江很多人讲主要是靠补贴，但补贴这一块的收入在整个家庭农场主的农业收入里面，实际上还是占小头，80%还是主要来自于经营的收入。补贴不是整个松江的适度规模家庭农场的本质。

【城市白领变身家庭农场主  专业、敬业还体面】

钱要用在刀刃上，补贴就要补出农业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多年来，松江的家庭农场，让徐秋连这样的农场主们增产又增收，越干越有劲。从没人种地到抢着种地，松江的家庭农场蹚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事实上，当地的家庭农场在经营中还出现了更多的新鲜事。

松江区石湖荡镇新源村家庭农场主 曹林坤：一条田埂几分钟，一边就7到8分钟，80米。传统的做法要两个人工，按经济核算来说，是300块钱一条，但还没做得质量这样好。

曹林坤是松江区的第一批家庭农场主，承包了316亩水稻田。种了一辈子的地，经历过拽耙扶犁的传统耕种方式，在以前，家庭农场都是靠农机合作社提供服务，一个生产队一千多亩地就指望着几个农机手，农忙时经常排不上，而且要么耕种质量不过关，要么工时太长成本太高。想来想去，他索性在2011年自己去考了农机驾驶证，正赶上松江区也倡导发展机农一体的家庭农场，使家庭农场成为自己拥有农机、自己操作农机的自耕农。

有了政策鼓励，曹林坤干脆自掏腰包，购置了自己觉得好用的植保机、收割机和拖拉机，成为松江区第一批机农结合家庭农场。这些农机一共花了100多万元，曹林坤自掏腰包的部分约为40%，其余60%都由政府补贴。

2013年，曹林坤又和本村4户考了农机驾驶证的家庭农场联合起来，组建了机农互助点。农机由他个人提供，这4户人家为农机手，为互助点成员提供机耕、机种、防治和机收等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服务。

在使用农机时，曹林坤会根据农机手的作业面积发放农机操作报酬，并根据耕地面积收取一定的服务费用作为购买农机的补偿。农场主自己耕自己的田，既节省了户户购买机械的成本，也提高了耕地的质量和效率。

到2016年末，在松江区的966户家庭农场中，机农一体的就有606户，占比约为63%，而在十三五头两年，松江区力争将机农一体家庭农场比例提高到80%左右。现在曹林坤的的这个互助点也已经成了农机维修服务中心，农忙时做维修保养，农闲的时候做培训，曹林坤这个农场主自己就是教练。

靠着种粮和农机服务的双份收入，曹林坤的家庭农场一年进账50万元。一辈子务农的曹林坤现在是个多面手，除了农机驾驶、维修和培训，他还老寻思着怎么能对机器进行改进，因为自己就是干活的人，所以他的想法总是很接地气。他之前发明的用于水稻田修复残缺田埂用的田埂机已经卖出去了50多台。其中石湖荡镇每个机农互助点都有一台，远到浙江福建也来买。

松江区的农户原本每年除了种一季水稻之外，还会再种植一季大麦或者小麦，但是，随着松江区不断探索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每个家庭农场经营者，每年春季都要执行三分之一土地深翻、三分之一土地种植紫云英绿肥、三分之一种麦子的规定，以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休耕养地。大小麦耕种面积不断压缩，曹林坤索性全盘不再种植二麦。

曹林坤：减肥减药，它的目的是什么？把米质提升了以后我们卖大米，比如讲6块 8块，甚至10块。

除了米质提升能卖个好价钱，曹林坤心里还有笔更大的账，只有让家庭农场的土质更肥沃，机械更高效，这片粮田才能更好地传承下去。

央视财经《经济半小时》记者：您到60岁这一轮承包结束之后，您希望这个农场谁来接手？

曹林坤：我女儿。她愿意的。现在的农业、农机越来越发达，不是靠笨重的活，拿收入来说是很体面了。

《经济半小时》记者：那现在您觉得作为农民是一个体面的职业吗？

曹林坤：那当然。

70后的沈万英从父亲手里接管家庭农场已经8年了，每天早上，她都像8年前在城里做人力管理工作时一样，把自己悉心打扮一番。只不过她现在管理的对象不再是人，而是197亩水稻田。

上海市松江区石湖荡镇金胜村家庭农场主 沈万英：我感觉化妆是尊重别人，然后还有一个是对我的庄稼作物的尊重。

沈万英种的这70多亩早熟品种，赶在国庆节前就能上市，城里人喜欢吃新米，为了尝鲜，愿意花上比常规品种高几倍的价钱。

沈万英：早熟品种，9月8号上市的。像这一亩地的话，大米亩产一般都在600斤左右，我们卖的是8块8一斤，三分之二预订了。

同样是种田为生，父辈算的是稻谷的价格，沈万英算的却是大米的价格。精明的她早就注册了一个合作社，把稻谷加工成大米，米价比稻谷价高了好几倍，不过沈万英却一点不愁卖，加上放养在稻田里的家禽和附近承包的果园，都能通过手机上的万英生态农场卖出去。同样是这个家庭农场，8前年父亲退休时的纯收入只有三万多元，但沈万英接手后，经过8年的经营，这个数字变成了30万。

沈万英：我辞职出来，老一辈他们都说谁家的女儿傻掉了，城市里去了这么长时间，又回来种田，种田挣得了什么钱，我们种一辈子也没钱。但是我想走我的新路，我不想农民就挣这么一点钱。

因为沈万英对家庭农场管理有方，2014年，村里与她再次签订承包合同时，年限从以前的3年变成了10年，这也是松江区对优秀家庭农场主的奖励措施之一。而合同年限的延长，无疑为沈万英的雄心提供了一个更为坚实的舞台。

沈万英：像我们这个家庭农场，我还是想走短途的乡村旅游、观光、农业科技这方面。让他们来，到我农场来，直接田间超市这样子，当然我们线上线下同步进行。

在沈万英眼里，当年辞职来接替父亲经营家庭农场，不过就是换了一个职业，随着农田基础建设的完善和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自己凭着专业的技能和敬业的精神，一样会赢得体面的生活。

沈万英：他们就是看到我说，哪有农民是像你这样的。我说今后的农民全部是像我这样子的，就是化着妆开着车子，下田的时候就像一个农夫，但是这个农夫不像以前的农夫，他也是讲究生活品质的，他也是很时尚的农民。就是这么一个标志。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刘守英：松江家庭农场是非常成功的。从目前来讲，第一个你看它这个农场主的精神面貌，想搞农业，讲起农业来津津乐道，而且每天在琢磨怎么把这农业搞出味道来，搞技术创新、农业多样化。然后你看他整个农场主的年龄结构也在变化，专业化程度也在变化，农业的形态也在发生变化。你总体去看，农业还是有希望的，农业还是有效益的。

6月21日，夏至。这天80后的施橙辉正式接手了自己的家庭农场。几天前，这位从销售岗位上辞职的年轻人经过激烈的投票选举，淘汰了8名竞争者，成为松江区又一名新的农场主。在这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在这块145亩新平整出来的土地上，又孕育着新的希望。

半小时观察：制度创新  农民成了“香饽饽”

今后谁来种地是许多农村地区面临的现实问题。造成农村劳动力缺失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不少农民更向往城市的生活，二是我国农村人多地少农业比较效益差，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城里挣得多，村里挣得少。解决这个问题，关键是要提高土地对农民的吸引力，为此各地也出台了不少相关做法。

松江的特点在于：松江没有单纯依靠补贴而是更多地通过奖励政策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另外，松江一方面适度提高土地的集中度同时又限定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身份和经营规模，切实保证农民受益。在松江农民和土地成了人见人爱的“香饽饽”，而这一切都是制度创新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