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长征队伍中最特殊的一支队伍。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征途，行进的队列中，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的番号，始终是一个迷，这支革命队伍装备的武器，不是长枪刺刀，也不是大炮手榴弹，而是160多付扁担挑子。这支挑担子的十五大队，为什么会编入长征的队伍？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篇章中，这支拿扁担的军队，究竟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建立国家银行、设计纸币，他们打赢首场货币之战

江西省瑞金市华兴巷339号是严帆的家，院子里，一株三角梅茂盛高大，花朵鲜红，似乎昭示着这个小院里汇聚着的都是珍贵的红色记忆。严帆已经年过六旬，他的祖父严庆丰、堂祖父严庆堤都参加过长征。作为红军的后人，严帆打小就喜欢听爷爷讲长征的故事。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他自己又踏上了另一条长征路，省吃俭用从全国各地搜集了红军文物。

今天，这幢500多平米的三层小楼里，保存了十个门类近一万件红军文物，严帆把他最为珍视的一件宝贝，放到了顶楼。

一张张苏维埃银行发行的纸币被严帆仔细地珍藏，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80多年，但纸币上依稀的油墨和残损的毛边，依然掩饰不了精美的图案。是谁设计出了这些苏区纸币？这些纸币与长征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距离瑞金城区6公里的叶坪村，紧靠着清澈的绵江。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这里成立之后，只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叶坪村，还有另一个身份——“共和国的红都摇篮”。

今天，走进占地200多亩的叶坪革命旧址群，这栋两层小楼并不显眼。1932年2月1日，就是在这里诞生了第一个红色中央银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是毛泽民。

这家银行创立的时候，只有5名工作人员，可他们面对的金融形势却极为复杂。当时，中央苏区300万人口中，流通的货币却多达160多种，甚至还有清朝的铜板。负起国家银行的责任，发行统一的货币，改变苏区内部货币紊乱的形势，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又有谁能挑起这个重任呢？毛泽民猛然间想起一个人，毕业于台湾高等农林学校的黄亚光。

在叶坪村的这栋革命旧址里，石印部占了四个房间和一个大厅，面积接近100平米。1932年7月，黄亚光在这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设计出了一元、五角、两角、一角等不同面值的国家银行纸币。纸币上还有两个防伪签名，一个是银行行长毛泽民，一个是财政部长邓子恢。

印刷纸币的石印机用铁铸的构件，一部就重达三百斤。当时，在中央印刷厂，共有十一台石印机。1932年，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额为60万元，1933年为200万元，到了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夕，发行量达到了800万元。为了保证安全，纸币印刷过程严格保密，不同车间的工人很少走动。苏区国家政治保卫局还专门设立了保卫处，24小时值班。

当时，在被国民党层层封锁的革命根据地，找不到印刷纸币的120克道林纸。毛泽民只好组织人到白区采购纸张，再用蜡纸包上，藏在粪桶下面的夹层里。就这样躲过国民党哨卡的检查，保证了纸币的印刷发行。1933年之后，纸币发行量迅速上升，毛泽民就发动大家就地取材，自己造纸。

在叶坪村旧址，紧挨着苏区国家银行办公室的，就是银行的总金库。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款，充实银行的储备。1932年3月下旬，红军取得漳州大捷，苏维埃国家银行一次就筹到了一百万元现款，初步缓解了苏区资金匮乏和供给紧张的困难。

1932年10月22日，苏维埃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制定了《国库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将一切战争缴获上交国库和分支库，由中央统一分配和使用，并在叶坪的国家总金库外，在各省分行设立分支库。一套完整的财经储备体系由此形成。

钱币里加点羊毛，这个小意外为红军筑起金融防线！

在严帆的研究中，苏区时期的苏维埃国家银行，除了发行纸币，统一币制，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抵御反动分子制造假币，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

他搜集这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出版于1933年8月，上面有这样一则消息：瑞金县地主赖以辉，假借去白区买货之机，偷运假银毫170元，在经过苏区关税处时被查出。

假币的出现搅乱了中央苏区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干扰了苏区经济发展。如何在货币战场上赢得主动，打退假币的进攻？毛泽民和邓子恢等几个人苦思冥想，却始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直到有一天，一个意外，帮助他们破解了这个难题。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时，披在身上的羊毛衫烧着了，这种浓烟让他想到一个办法——在钱币里掺一些羊毛，火烧羊毛的焦味可辨别钱币的真伪。

货币战场上的胜利，为中央苏区筑起了一道金融防线。而在军事战场的斗争中，苏区国家银行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份《红色中华》报上刊登了一则至今仍会令人感叹的消息：已经集中了一万多新战士，只有一千六百多床被毯，二千八百支梭标，平均每七人共一床毯子，每四人共一枝梭标。

在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苏区，红军战士是在十分窘迫的状况下与优势敌人作战。为了给前线将士筹措到更多的经费，1932年6月，苏区国家银行发行了第一期60万元革命战争“短期公债”，发行当天就得到了苏区百姓的广泛响应。

1932年11月，苏区国家银行又发行了第二期战争公债120万元。1933年6月，为加快根据地经济建设，再次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每次发行的公债不仅销售一空，而且很多群众在购买后还自动退还公债券，实际上将款项捐献给了苏区政府。

挑在扁担上的最小的国家银行

进入1934年春季之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连连失利，进行战略转移的压力越来越大。苏区国家银行也开始悄然启动一项秘密工作，转移金库，为即将到来的长征准备资金。

瑞金市石城县横江镇张坑村有一个叫烂泥坑的地方，这里地处武夷山麓，是闽、粤、赣三省的重要交通要道。当记者赶到这里的时候，天色渐晚。四面环山的烂泥坑显得更加清幽神秘。

随着国民党军步步紧逼，苏区面积日渐萎缩，设在瑞金的国家银行金库时刻受到军事威胁。于是，国家银行在烂泥坑设立了一个秘密金库。当时为了严格保密，放入金库的黄金、银元等财物都由不同批次的人马轮流挑上山。

这个因为准备长征而设立的秘密金库究竟在哪里？谜底直到2014年6月8号才被揭开。石城县文联秘书长刘敏向我们提供了一段发现金库时的珍贵视频，视频里这个茅草棚子所在的位置，就是当年红军秘密金库的入口。

从成立到离开苏区，苏维埃国家银行在战火中顽强生长，在苏区革命斗争中，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发挥了金融武器不可忽视的作用。这颗金融的种子，又将如何踏过万里征程，在红色的土地中生根发芽呢？

在瑞金市云石山乡丰垅村，90岁高龄的梁景春，不管刮风下雨，每周老人都要雷打不动地爬一次云石山。他已经数不清，通往山顶的这108级台阶，自己爬过多少趟。82年前，正是站在同样的地方，他送别了自己的父亲。

父亲参加的长征队伍，给梁景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还记得，和以前见过的红军不同，这支队伍中，有近百名运输员，每个人肩头都挑着沉甸甸的担子。更特殊的是，护卫这支队伍的战士，全都荷枪实弹，人数和运输员差不多，整整有一个连。梁景春所不知道的是，这支队伍正是苏维埃国家银行。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行长毛泽民担任起这个大队的政委。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被挑在了肩上，踏上长征路。

在长征行军途中，第十五大队的成员们主要靠人力轮流肩挑100多副担子，里面有几担黄金、几十担银元，更多的是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的纸币，还有一部分印钞需要的油墨和纸张。他们用自己的血和汗，一路跋山涉水，守护着红色金融仅存的一点火种。

然而，即使在长征途中极为艰难的环境里，苏维埃国家银行仍然没有放弃尝试利用货币的发行和回笼，来帮助红军补充物资，帮助百姓活跃贸易。

在贵州遵义的遵义市杨柳街是一条不到300米长的老街，街道南头，就是遵义会议期间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旧址。68岁的雷光仁曾担任过遵义会议纪念馆的馆长。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他率领专家对国家银行旧址进行了修复。

遵义是红军长征中进入的最大的城市，进城之后急需补给物资。可是，1935年的遵义，当时在国民党军阀王家烈的统治下，市面上流通的货币竟然是鸦片。红军不可能把银元换成鸦片再去购买物资，而担子里的苏区纸币，遵义城里的老百姓并不接受。怎么样才能把手里的货币用起来？

毛泽民为此冥思苦想，最后他决定，先没收大军阀王家烈在遵义囤积的财物，当年国民党25军军长王家烈囤积的有1000余担食盐。有了这批物资作为信用保障，再把苏区货币投放出去。

在遵义，食盐的价格很高。苏维埃国家银行获得这1000多担盐之后，先把苏区纸币投放到市场上，购买自己急需的物资，然后，再把手中的盐低价出售，将之前投放的苏区纸币回收回来。

这样红军买到了物资，遵义的百姓又买到了便宜的盐。灵活的货币手段，解决了市场交易的瓶颈，遵义的市场一片繁荣。

在遵义国家苏维埃银行旧址的玻璃展柜里，珍藏着一份上个世纪60年代，从贵州省博物馆接收过来的国家一级文物。在旧址的200多件展品中，这是贵州省遵义市长征学会副会长雷光仁最珍视的一件——一张字据和15元苏维埃币。这是当年的红军把遵义凉水井一个老乡赵金和家里的猪杀了，然后就留下了字据和15元苏维埃币。

苏区纸币凭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义的市面上流通了起来。可是，1935年1月18日，国家银行突然接到了要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老百姓遭受损失，他们又开始迅速收回发行的货币。
在撤离遵义之前，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的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了30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区纸币。在短短十几天时间里，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到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毛泽民和第十五大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和极其险恶的自然环境中，恪尽职守，一直保证着中央红军全部资金的安全。离开遵义后，他们一路路挺进云南、强渡金沙，爬雪山过草地，这一支特殊的红军部队，虽然不是拿着枪炮和敌人作战，但他们同样也是伟大的战士，在他们的肩头挑起了支撑着中国工农红军走过万水千山的“扁担银行”。

革命的金融血脉，沉默又坚强地流淌在旧中国的大地上

当中央红军1935年秋冬之季到达陕北的时候，第十五大队中参加长征的14名苏维埃国家银行干部，只剩下了8个人和两担黄金。虽然，他们历经磨难走出了困境，但在这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金融环境却更为恶劣。

当时，陕甘宁边区31个县市218个区中，有24个县81个区是与国统区犬牙交错的，40%的边区人民和国统区经济密切相关。由于边区生产还很落后，一部分必需品要从国统区购买。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边区经济命脉，不让边区银行发行货币，只能使用他们发行的“法币”，这给边区金融工作带来极大的挑战。

现在的陕甘宁边区银行纪念馆，在76年前，这里对外的名称叫延安光华商店。这家以商店名义运营的银行，发行二分、五分、七角五分等6种光华商店代金券，实际上起到了流通货币的作用，特别是七毛五分的币种，更是打破常规，解决了找零的难题。

光华代金券，因为币值稳定、信誉良好，深得边区百姓的喜爱，被称为“光华票”，甚至还流入到国民党统治区。它作为法币的辅币使用，可以按1：1比例兑换法币，实际起到了本币的作用。在国民党的围困中建立起边区金融的货币体系。

1939年后，国民党的法币因为超发严重贬值。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了对边区的财政拨款，禁止外界的捐款汇往边区，并进行全方位的经济封锁，企图把边区困死。

为了应对国民党的经济战，1941年3月边区政府决定停止法币流通，建立边区统一的货币本位制的边币。

革命的金融血脉，就是这样，沉默而又坚强地流淌在旧中国的大地上，就是这个小小的光华印刷厂，从1941年1月开始，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印制出了10种面值的边币，革命战争的金融动力，由此诞生，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也由此开拓，这一切的准备和努力，为最终的抗日战争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8年12月1日，各根据地创办的华北银行、北海银行，以及陕甘宁边区银行演变而成的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印制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

从1932年2月1日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到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16年间，革命的征途上，红色金融的创立者们，和行走在长征路上的战士一样，完成了金融战线上的这场长征。

跨越着常人的勇气和智慧，红色金融，承载着革命，坚定着信仰，最终，迎接着属于人民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