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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半小时》 20161020 长征财经密码:长征前的苏维埃经济

来源:央视网2016年10月20日 2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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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改变千百年来中国劳苦大众命运的红色革命,聚拢着人心,扩大着经济实力,创造出了红色中国的摇篮——苏区的中央根据地。面对国民党疯狂的围剿,革命队伍,举着红色的旗帜,迈出了长征的步伐,革命的火种,也由此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开始撒播。翻开尘封的历史,红色根据地的背后,展开的,其实还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行动,革命征途里的财经密码,让今天的人们更多看到了革命胜利得来的艰难与困苦。这是长征不会忘记的内容,这也是红色中国,一段永不会消失的记忆。

四天,8.6万人,两万五千里血与火征程迈出第一步

2016年10月,在江西于都长征源小学,放学之后,孩子们穿上红军军服,为半个月后庆祝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庆典,加紧排练。唢呐吹奏的曲调来自江西赣南的客家民歌,它后来被填上歌词,成为一首被广为传唱的歌曲,《十送红军》。

小学校园外不到一百米,600多米宽的于都河静静地流过。同样是在于都河边,82年前的1934年10月17日傍晚,李明荣的父亲李声仁正在打鱼,突然被岸上几个官兵模样的人叫住了。

已经76岁的李明荣告诉记者,叫住他父亲李声仁是工农红军,说请他父亲帮忙渡河,当时他的父亲听工农红军说是去打国民党就满口答应了。

82年前,于都河上还没有一座桥梁,过河必须得乘船或者搭建浮桥。傍晚6点,到了和红军约定的时间,李声仁和亲戚共召集了20条渔船停靠在了于都河码头上。

李明荣记得父亲告诉他,渡河的红军背着米袋子,挎着枪,有的还牵着马,但相互并不说话,也不能点灯,于都河上一片漆黑肃静。茫茫夜色中,20条渔船穿梭来回,整整一夜十多个小时,李声仁和其他渔民就这样把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送到对岸。

从10月17日到10月21日,四天多时间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就这样渡过了于都河。

1934年10月21日凌晨5点,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最后一名战士渡过于都河。自此,中央红军离开了赣南、闽西这片孕育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土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这时的人们还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长达25000里血与火的征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再也无法回到这里。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933年4月至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东部的叶坪搬迁到这里,中央各机构分驻在沙洲坝及周围的村落。沙洲坝因而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心脏。就在这个简陋的卧室里,毛泽东写下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等红色财经的开篇之作。这位革命领袖,为什么会对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建设倾注如此多的精力呢?

1929年2月11日,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3600多人从井冈山出发,辗转来到了位于瑞金以北六十里的大柏地。

红军的到来、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红色政权的建立,给赣南、闽西这片地区,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但这片土地,原本就偏僻、落后,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之中。于都县党史办主任曾懿华告诉记者,中央苏区建立以前90%的土地掌握在10%的人手中,绝大部分贫苦农民只能靠租种土地来维持自己最基本最低的生活。原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凌步机说,当时的租金非常高,一般是五五分成,最厉害到二八分成。

怎样改变赣南、闽西贫困落后的状况?让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毛泽东深深思索。发展壮大根据地实力,核心是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一年零三个月的斗争经验,亲笔起草了这份《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他用简明通俗的四言形式写到:“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1929年6月,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又发布了这份由毛泽东、朱德、陈毅联合署名《布告》,进一步明确了开展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一时间,整个苏区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到处是一派“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景象。

解决土地问题,激发农民积极性,壮大根据地经济,从实践中摸索出的这样一条发展路线,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推广。到1930年初,全国红军数量发展到约六万人。这年10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打下了江西吉安城。10月7日,在吉安正式成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至此,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初步形成。

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恐慌。从1930年10月底到1931年10月间,蒋介石分别调集10万、20万、3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以不到四万人的兵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共歼灭敌军七万多人,缴获枪支五万多支,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体,形成了一个拥有21个县城、250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在重重夹缝中顽强生长的中国革命,终于赢得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红色天空。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就是在谢氏宗祠里,来自各个革命根据地的610名代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成立了包括财政人民委员部在内的九部一局。

从创建革命根据地到创建国家政权,对红色财政提出更高的要求。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中央政府继而采取了一系列“兴农”措施,根据地的农业生产由此得到迅速发展。

广昌县土地革命前,粮食亩产平均160斤左右,土地革命后达到300斤;于都县未分田前,粮食亩产不满200斤,1933年上升到300到400斤;宁都璜陂区土地革命前,亩产最高200斤,革命后平均达到240斤。

在夹缝中艰难发展的红色政权

随着红色经济实力的壮大,根据地面积不断发展,这让三败而归的国民党政府如鲠在喉。1932年6月,国民政府再次调集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而这次,除了军事上的剿伐,经济封锁的阀门也被拧得更紧了。

1932年8月,为配合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国民党“剿匪”总部电令江西各县加紧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在白区实行“油盐公卖”,计口售盐、售油,严禁食盐、布匹、钢铁、药品等物品流入苏区。初生的红色政权遇到了来自经济上的巨大考验。

1933年初,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兼任“剿匪”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妄图围歼中央红军。3月中旬,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广昌西北地区发生激烈交战,将敌大部歼灭。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中央苏区达到发展鼎盛时期。截至1933年秋,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个行政县,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53万,红军总人数达到11余万人。但随着红军人数迅速扩大,无形之中,加重了中央苏区的财政负担。

1931年12月的一天,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率领4名工作人员在于都县东南部山区的小镇铁山垅,进行调查。他们在这里寻找到一种黑色的石头——钨矿。作为军工生产必备的原料,钨矿当时在国内国际市场十分紧俏,是各方势力都极力争夺的重要战略物资。

1932年,为了开发苏区的钨矿资源,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动员了500名矿工,开办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公营钨矿---铁山垅钨矿。紧接着,他又通过国家银行投资,成立了中华钨砂公司,并兼任总经理。在毛泽民的直接管理下,中华钨砂公司铁山垅矿1932年生产了钨砂648吨,1933年上升到1800吨,1931年到1934年4年的时间里,铁山垅共生产钨砂4193吨,职工人数达到5000多人,创造财政收入达银元430万元,成为当时苏区重要的经济来源。

除了加快推进苏区自身的经济建设,从1933年上半年起,中央苏区开始大力开辟外贸渠道,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江口贸易分局码头曾经是中央苏区的“第一海关”。1933年4月,江口对外贸易分局成立。这个地处三江交汇处的商品集散地,由于一河之隔便是当时的“白区”赣州城,水陆交通便利,吸引了大批白区商人来做生意。

这是当时商人们的出境护照、路条,凭借这些证件,就可以在这里进行自由贸易,每逢三、六、九赶圩,码头都会聚集上百条船只。

随着江口贸易分局的开设,苏区生产的钨砂得以大量出口,换回急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当时的江口贸易分局以黄金和银元为主要交易货币,每年平均进出口额达到150万元以上。中央苏区各县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以及红军部队所需要的物资,70%以上都是由这里采购供应。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赢得战场上的主动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发展经济,拓展贸易,壮大实力,才能赢得战场上的主动。1933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并做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专题报告。

他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为此,他特地号召大家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

然而,对中央苏区来说,此时更大的威胁正在袭来,红色经济将遭遇更为猛烈的风雨。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重兵,采用“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碉堡围困战术,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同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军队就达到50万人。

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双重进攻,当时苏区领导人却不顾实际的军力和财力,提出“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强令红军与敌军打阵地战,拼消耗。

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

面对军事上的被动,苏区领导人并没有采用机动作战,有效运用兵力。而是力图迅速扩大红军,与敌人硬碰硬。1933年12月,红军补充兵员两万五千人。1934年5、6月两个月,五十天里,红军扩充兵员5.3万人。这已经超出了苏区各项资源所能支撑的极限,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孤魂碑”埋忠骨:他们迈出红军长征第一步

军事上的失利和经济上的崩溃,形成了恶性循环。进入1934年之后,中央苏区的面积从原来纵横一千多里,缩小到不到三百里,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红军已逐渐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

1934年5月下旬 ,博古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作出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一场拯救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行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浙江省淳安县中洲镇夏山村的密林里,有这么一座孤魂碑。墓碑上依稀可见的字迹向我们透露了墓的主人,是77位“无名”的红军战士。经过考证,这座坟里的烈士来自长征出发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抗日先遣队出发之前,在瑞金连夜印刷出来《北上抗日宣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调动与牵制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为此,这支六千多人的队伍临危受命,带着500多担、近16万份北上抗日宣言,沿途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向闽、浙、赣、皖的国民党后方挺进。

淳安县的一次战斗中,有77名战士牺牲在了夏山村。国民党政府不准百姓们将战士的遗体收殓入葬,村民们只能趁着夜色,偷偷将红军战士的遗骸合葬在了小山坡上。为了不让国民党当局发现破坏,他们在墓碑上刻上了三个字,“孤魂碑”。

就在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的两个月后,8.6万名中央红军主力开始跨过于都河向西突围。离开了转战、建设了5年的革命根据地,离开了苏区生死相依的父老乡亲,还有更多的悲壮和艰难在等待着他们。红军在寻找希望和信念的万里长路上,将经受着最为严酷的考验。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在历史急促的行进中,这是用草鞋踏出的一段"神一样的旅程"。从起点到终点,求解80年前一条路上的生存之道。《经济半小时》栏目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特供--《长征财经密码》,10月20日至10月25日每晩9:15,请准时收看不一样的长征路。(本文编辑:李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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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6年10月20日 22:04

视频简介:毛泽东曾在沙洲坝写下了红色财经的开篇之作,他为什么会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倾注如此多的心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