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分田地，改变千百年来中国劳苦大众命运的红色革命，聚拢着人心，扩大着经济实力，创造出了红色中国的摇篮——苏区的中央根据地。面对国民党疯狂的围剿，革命队伍，举着红色的旗帜，迈出了长征的步伐，革命的火种，也由此在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开始撒播。翻开尘封的历史，红色根据地的背后，展开的，其实还有一场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行动，革命征途里的财经密码，让今天的人们更多看到了革命胜利得来的艰难与困苦。这是长征不会忘记的内容，这也是红色中国，一段永不会消失的记忆。

四天，8.6万人，两万五千里血与火征程迈出第一步

2016年10月，在江西于都长征源小学，放学之后，孩子们穿上红军军服，为半个月后庆祝长征胜利八十周年的庆典，加紧排练。唢呐吹奏的曲调来自江西赣南的客家民歌，它后来被填上歌词，成为一首被广为传唱的歌曲，《十送红军》。

小学校园外不到一百米，600多米宽的于都河静静地流过。同样是在于都河边，82年前的1934年10月17日傍晚，李明荣的父亲李声仁正在打鱼，突然被岸上几个官兵模样的人叫住了。

已经76岁的李明荣告诉记者，叫住他父亲李声仁是工农红军，说请他父亲帮忙渡河，当时他的父亲听工农红军说是去打国民党就满口答应了。

82年前，于都河上还没有一座桥梁，过河必须得乘船或者搭建浮桥。傍晚6点，到了和红军约定的时间，李声仁和亲戚共召集了20条渔船停靠在了于都河码头上。

李明荣记得父亲告诉他，渡河的红军背着米袋子，挎着枪，有的还牵着马，但相互并不说话，也不能点灯，于都河上一片漆黑肃静。茫茫夜色中，20条渔船穿梭来回，整整一夜十多个小时，李声仁和其他渔民就这样把一船又一船红军将士送到对岸。

从10月17日到10月21日，四天多时间里，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人就这样渡过了于都河。

1934年10月21日凌晨5点，红五军团三十四师最后一名战士渡过于都河。自此，中央红军离开了赣南、闽西这片孕育了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的土地，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这时的人们还并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长达25000里血与火的征程。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再也无法回到这里。

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1933年4月至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从瑞金东部的叶坪搬迁到这里，中央各机构分驻在沙洲坝及周围的村落。沙洲坝因而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心脏。就在这个简陋的卧室里，毛泽东写下了《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等红色财经的开篇之作。这位革命领袖，为什么会对革命根据地的财经建设倾注如此多的精力呢？

1929年2月11日，由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3600多人从井冈山出发，辗转来到了位于瑞金以北六十里的大柏地。

红军的到来、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红色政权的建立，给赣南、闽西这片地区，带来了清新的空气。但这片土地，原本就偏僻、落后，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在极端的贫困之中。于都县党史办主任曾懿华告诉记者，中央苏区建立以前90%的土地掌握在10%的人手中，绝大部分贫苦农民只能靠租种土地来维持自己最基本最低的生活。原赣州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凌步机说，当时的租金非常高，一般是五五分成，最厉害到二八分成。

怎样改变赣南、闽西贫困落后的状况？让从井冈山一路走来的毛泽东深深思索。发展壮大根据地实力，核心是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一年零三个月的斗争经验，亲笔起草了这份《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他用简明通俗的四言形式写到：“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

1929年6月，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又发布了这份由毛泽东、朱德、陈毅联合署名《布告》，进一步明确了开展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策。一时间，整个苏区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到处是一派“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的热闹景象。

解决土地问题，激发农民积极性，壮大根据地经济，从实践中摸索出的这样一条发展路线，在各个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推广。到1930年初，全国红军数量发展到约六万人。这年10月4日，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打下了江西吉安城。10月7日，在吉安正式成立了苏维埃临时政府。至此，赣江两岸几十个县的红色政权连成一片，中央苏区初步形成。

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恐慌。从1930年10月底到1931年10月间，蒋介石分别调集10万、20万、30万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战术，以不到四万人的兵力，先后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共歼灭敌军七万多人，缴获枪支五万多支，使赣南、闽西根据地连成一体，形成了一个拥有21个县城、250万人口的中央根据地。在重重夹缝中顽强生长的中国革命，终于赢得了一片属于自己的红色天空。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就是在谢氏宗祠里，来自各个革命根据地的610名代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同时成立了包括财政人民委员部在内的九部一局。

从创建革命根据地到创建国家政权，对红色财政提出更高的要求。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之后，毛泽东提出“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中央政府继而采取了一系列“兴农”措施，根据地的农业生产由此得到迅速发展。

广昌县土地革命前，粮食亩产平均160斤左右，土地革命后达到300斤；于都县未分田前，粮食亩产不满200斤，1933年上升到300到400斤；宁都璜陂区土地革命前，亩产最高200斤，革命后平均达到240斤。

在夹缝中艰难发展的红色政权

随着红色经济实力的壮大，根据地面积不断发展，这让三败而归的国民党政府如鲠在喉。1932年6月，国民政府再次调集40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而这次，除了军事上的剿伐，经济封锁的阀门也被拧得更紧了。

1932年8月，为配合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国民党“剿匪”总部电令江西各县加紧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在白区实行“油盐公卖”，计口售盐、售油，严禁食盐、布匹、钢铁、药品等物品流入苏区。初生的红色政权遇到了来自经济上的巨大考验。

1933年初，蒋介石亲自到南昌兼任“剿匪”总司令，对中央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军事进攻，妄图围歼中央红军。3月中旬，红军与国民党军队在广昌西北地区发生激烈交战，将敌大部歼灭。至此，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被粉碎，中央苏区达到发展鼎盛时期。截至1933年秋，中央苏区辖有江西、福建、闽赣、粤赣4个省级苏维埃政权，60个行政县，总面积约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53万，红军总人数达到11余万人。但随着红军人数迅速扩大，无形之中，加重了中央苏区的财政负担。

1931年12月的一天，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率领4名工作人员在于都县东南部山区的小镇铁山垅，进行调查。他们在这里寻找到一种黑色的石头——钨矿。作为军工生产必备的原料，钨矿当时在国内国际市场十分紧俏，是各方势力都极力争夺的重要战略物资。

1932年，为了开发苏区的钨矿资源，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动员了500名矿工，开办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公营钨矿---铁山垅钨矿。紧接着，他又通过国家银行投资，成立了中华钨砂公司，并兼任总经理。在毛泽民的直接管理下，中华钨砂公司铁山垅矿1932年生产了钨砂648吨，1933年上升到1800吨，1931年到1934年4年的时间里，铁山垅共生产钨砂4193吨，职工人数达到5000多人，创造财政收入达银元430万元，成为当时苏区重要的经济来源。

除了加快推进苏区自身的经济建设，从1933年上半年起，中央苏区开始大力开辟外贸渠道，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江口贸易分局码头曾经是中央苏区的“第一海关”。1933年4月，江口对外贸易分局成立。这个地处三江交汇处的商品集散地，由于一河之隔便是当时的“白区”赣州城，水陆交通便利，吸引了大批白区商人来做生意。

这是当时商人们的出境护照、路条，凭借这些证件，就可以在这里进行自由贸易，每逢三、六、九赶圩，码头都会聚集上百条船只。

随着江口贸易分局的开设，苏区生产的钨砂得以大量出口，换回急需的食盐、布匹和药品。当时的江口贸易分局以黄金和银元为主要交易货币，每年平均进出口额达到150万元以上。中央苏区各县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以及红军部队所需要的物资，70%以上都是由这里采购供应。

只有发展经济，才能赢得战场上的主动

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和经济斗争，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只有发展经济，拓展贸易，壮大实力，才能赢得战场上的主动。1933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江西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并做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专题报告。

他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为此，他特地号召大家努力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发展合作社运动，造成一种热烈的经济建设的空气。

然而，对中央苏区来说，此时更大的威胁正在袭来，红色经济将遭遇更为猛烈的风雨。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重兵，采用“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碉堡围困战术，向各个革命根据地同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其中进攻中央苏区的军队就达到50万人。

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在军事和经济上的双重进攻，当时苏区领导人却不顾实际的军力和财力，提出“堡垒对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强令红军与敌军打阵地战，拼消耗。

1934年4月28日，广昌失守。

面对军事上的被动，苏区领导人并没有采用机动作战，有效运用兵力。而是力图迅速扩大红军，与敌人硬碰硬。1933年12月，红军补充兵员两万五千人。1934年5、6月两个月，五十天里，红军扩充兵员5.3万人。这已经超出了苏区各项资源所能支撑的极限，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孤魂碑”埋忠骨：他们迈出红军长征第一步

军事上的失利和经济上的崩溃，形成了恶性循环。进入1934年之后，中央苏区的面积从原来纵横一千多里，缩小到不到三百里，仅剩下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红军已逐渐失去了在内线打破国民党军"围剿"的可能。

1934年5月下旬 ，博古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作出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一场拯救中国革命的战略转移行动由此拉开了序幕。

浙江省淳安县中洲镇夏山村的密林里，有这么一座孤魂碑。墓碑上依稀可见的字迹向我们透露了墓的主人，是77位“无名”的红军战士。经过考证，这座坟里的烈士来自长征出发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由红七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抗日先遣队出发之前，在瑞金连夜印刷出来《北上抗日宣言》。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调动与牵制国民党军“围剿”中央苏区的兵力，减轻中央苏区压力，为此，这支六千多人的队伍临危受命，带着500多担、近16万份北上抗日宣言，沿途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向闽、浙、赣、皖的国民党后方挺进。

淳安县的一次战斗中，有77名战士牺牲在了夏山村。国民党政府不准百姓们将战士的遗体收殓入葬，村民们只能趁着夜色，偷偷将红军战士的遗骸合葬在了小山坡上。为了不让国民党当局发现破坏，他们在墓碑上刻上了三个字，“孤魂碑”。

就在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的两个月后，8.6万名中央红军主力开始跨过于都河向西突围。离开了转战、建设了5年的革命根据地，离开了苏区生死相依的父老乡亲，还有更多的悲壮和艰难在等待着他们。红军在寻找希望和信念的万里长路上，将经受着最为严酷的考验。

＂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在历史急促的行进中，这是用草鞋踏出的一段＂神一样的旅程＂。从起点到终点，求解80年前一条路上的生存之道。《经济半小时》栏目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特供--《长征财经密码》，10月20日至10月25日每晩9：15，请准时收看不一样的长征路。（本文编辑：李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