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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半小时》 20160411 来自改革一线的报告:科技转化有多难?

来源:央视网2016年04月11日 2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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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我国大专院校的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是141721件,在企业、事业单位、科研机构中排在第二位。但是,这么多的发明和专利,真正有人把它们从实验室拿到企业去生产,直接变成产品或商品的,却非常少,还不到10%。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比率要高达50%。实在令人扼腕。

专利保护意识薄弱,设备更新资金短缺,从科研到市场的路困难重重。

厦门大学的郑南峰教授曾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是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7年他成为美国加州大学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随后就到母校厦门大学,攒足了劲儿专注于科研攻关。

郑南峰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他花了四年时间制造出一个催化剂,是可以把分子转化成重要药物的中间体。在和一家企业偶然的交谈时,他发现这个中间体是孩子感冒药研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份额达到两万吨。

郑南峰的试验制造出了一个高选择性金属催化剂,用于苯基羟胺的绿色合成。

苯基羟胺在经酸处理后即可转化为对氨基苯酚,是目前在我国应用广泛的一种精细有机化工中间体。在医药工业上,可用于合成解热镇痛药。当时越与企业聊得投机,郑南峰越是冒着冷汗,因为他并没有对此进行专利保护。

《经济半小时》记者:聊到这个的时候,其实就相当于已经暴露了你们的研究成果?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化系教授郑南峰:基本上是这样。

《经济半小时》记者:那时候再申请专利的话是不是有点于事无补了?

郑南峰:对,还带点希望吧。

其实真正让郑南峰担心的并不是自己的科研成果会被企业剽窃而去。

前不久,郑南峰把相关的原创性论述发表在Nature旗下报道材料领域最新成果的顶尖杂志《自然-材料》上。

在这份学术界享有盛誉的国际综合性科学周刊上发表文章,传播效果可想而知。郑南峰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很多国外大公司有专门搜索中国发表的科研文章,若有市场,则用一年的时间将其包装成他们概念型的专利,实际上造成了国内科研成果的流失。

郑南峰不停地反思这件事,在做研究时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学术挑战,而忽视了成果的市场应用潜力。如果有一个平台来帮他们完成“最后一公里的”科技成果转化,这四年来的挑灯夜战就会变得更有价值。

我国知识产权局的官方数据显示:从2006年到2014年,大专院校的发明专利一直保持着20%左右的占比,稳居第二位。

2014年,中国有效专利年度报告中,高校拥有量为136,613件,占19.3%。

但是这些专利如何走出实验室变成终端的产品,却困难重重。厦门大学的张军教授在创业初期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资金短缺:一百万才能做好的申报课题在省纪委那里只能申请到20万。

早已被拆掉的小楼是张军团队最早的实验室,在那里,张军和团队的任务是要研制出国产的艾滋病诊断试剂。当时国外筛查的灵敏度几乎都在99%左右,而国内产品筛查的灵敏度还不足70%。攻克这个难关,就是要找到艾滋病毒的活性抗原。

在这栋小楼里,张军和他的团队进行了800多个通宵达旦的实验操作。

有一天,张军隐隐地感觉到离成功更进了一步,但眼看着设备却跟不上趟儿了。张军回忆,高效液相色谱最低十几万一台,而当时实验室账面上仅剩下几千块钱了。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当有些企业知道张军这里有即将面世的科研成果的时候,纷纷来到了实验室。但张军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要找到一个可信的合作伙伴其实很难。直到今天,张军还记得因某家企业承诺的资金没有到位,试验被迫中断了的事情。

那时的张军有段时间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身份,自己到底是个教书人,还是一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亦或是一个四处找钱的创业者?但最终想把产品研制出来的那股冲劲还是支撑着他走了出来,他改变了选择合作企业的观念,把“诚信”放在第一位。

张军最终和北京的一家企业牵手,合作企业在实验器材和技术攻关上鼎力扶持。

在1999年的春天,科研也有了决定性的突破。

厦门大学分子疫苗学和分子诊断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张军:解决了抗原的问题,拿出来的抗原活性非常高,比进口的抗原质量还好。

2011年,张军研制成功艾滋病毒抗体诊断试剂后,获得了中国青年科技奖。而与他合作的万泰生物药业,立马扭亏为盈,占领了国内80%的市场,成了免疫诊断的龙头老大。品尝到科研落地的硕果,这个时候再来找张军合作的企业已经升级为资产过百亿的全国民营500强。极富有商业嗅觉的投资方当即签下了一个五年合作协议,共建生物药物联合实验室。

当时张军团队正针对肝炎患者研发“戊肝疫苗”。

张军:当时整个厦大最大的课题没有到一百万,一下子1200万五年的合同一签,是非常重要的雪中送炭。

调查时《经济半小时》记者了解到,事实上,为了鼓励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解决资金难的问题,厦门市政府早在2012年就出台了相应的奖励办法。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沈灿煌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他们依托高校在厦门已经建立了71个研发平台,资金累计投入六个多亿。

厦门市科学技术局局长沈灿煌:对技术转移机构新增的设备给予30%的补助,最高可达2千万;设备有对外提供公共服务的,再增加10%的补助;对大学科研院所在厦门设立技术转移机构提供三年的开办费的补助,最高可达一百万。

沈灿煌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科易网”是他们在全国建立最早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实时交易技术转让和科技专利,尝试以此来打通好项目与资金之间信息不畅的渠道。

沈灿煌:(全国)27个省市有一千多所合作的高校,在网上进行技术转让的有25万项科技成果,提供技术服务、帮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的大学研发团队有十万多个。

很明显,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的确有着许多现实的困难,非常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路径来对接市场。对此,各地高校有着不同方式的实践和探索。南京大学从2006年开始,陆续在江苏十几个地市的高新园区建设自己的产学研平台、基地,很多实验室就建在园区,建在企业。这样一来,许多科技成果的产业化落地,一下子看到机会了。

高校开发产学研基地,实现科研和企业双向互动,共推科技成果产业化落地。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华子春,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从2008年开始,他的实验室就离开了校园,搬迁到南京大学在江苏建立的第一批产学研基地——常州科教城。而在华子春内心,他还有一个实验室,那就是他常去的企业车间。他自称,自己就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上奔忙的人。

2012年,华子春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见证了他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迈出的坚实一步。

同年,由他和南京大学另一位教授胡一桥帮扶的常州四药公司,研发生产的氟西汀胶囊获得美国食药监局FDA的批准,拿到了赴美国上市销售的通行证。四年完成科研攻关而带来的品牌效应,是这家民营企业当初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常州四药制药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屠永锐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进入美国市场,代表企业管理、技术标准质量稳定性等达到国际标准,能进一步扩大与日本、欧洲国家的合作。

然而,华子春在和企业后续的对接中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并不是按照企业生产线的情况研发的,实验室的先进性和生产线上的流水作业并不完全一致,这是成果转化最现实的问题。

华子春一有时间就来到企业车间实地研究。他在工艺设计上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生产条件,缩短了小试、中试的工艺周期,常州四药的新产品至少有一半来自华子春的实验室,这让企业的发展跑出了“加速度”。曾今产值一亿的街道小场,如今向着30亿的目标奔去。

在企业销售数字的背后,是科研的默默付出。华子春一直把精力投注到一款长达13年基础研究的自主创新药物上。常州千红生化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刚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血栓属于高发病种,研究的产品靶向性、原创性强,前景很大。华子春研制的是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靶向性抗凝蛋白,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该项目2002年通过了以临床心血管科著名专家为主的专家鉴定,还获得了美国的专利证书。就是这样一个新药,在寻找产学研合作伙伴的过程中,华子春用了一个大胆的方案。

华子春把成果转让费改为前期科研补偿费,而且把费用降到了最低。华子春清楚地意识到新药上市后能带来的经济收益,他要寻找的一个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而非接盘买单的人。

最终,华子春团队与千红药业成功牵手,十年里他们不离不弃地共同面对科研攻坚。

华子春可以专心致志搞研发,企业则为他解决后顾之忧,不仅为新药做中试平台,还面向南京大学院校开放,学院里的学生会有更多机会到企业来实践。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执行院长华子春:无论对企业还是对高校,我们的理念都发生了变化,都朝着生产实践。他们向我们迈出一步,我们向他们迈出一步,这样中间的沟就可以消弥。

常州科教城的负责人徐光辉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在科教城里,像华子春这样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高校科研人员有30多人,像南京大学常州研究院这样的各大高校产学研机构有二十多家。如今,这里有关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网络平台、资本对接等外部生态,正呈现出良性生长的局面。

中共常州市科教城工作委员会书记徐光辉:要关注创新,支持创新,同时也要宽容挫折,宽容失败。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建立有效的制度的安排,国家的成果转化法也在修订之中,通过深化改革更好地激发人才的创造力。

在搭建这些研发平台的同时,常州科教城孵化创新型的企业也在加速。

1400家企业,营业收入接近一百亿元,企业在转型升级中和高校科研形成了双向互动。

徐光辉介绍,每年申请的纵向和科研经费分别超过二亿和2.5亿元。

在江苏南大光电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有一位80岁的老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既是这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又是南京大学的特聘教师。所以大家都亲切地称他孙老师。他就是孙祥祯,一个用26年时间把实验室科研带到产业化,最后登陆资本市场的人。

两个月征服863专家,环境艰苦咬牙坚持, 26年终于实现科研到市场的转化。

 80岁的孙祥祯,曾经是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名教师。30年前,他受命去竞标一个“75”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虽然当时有南开大学和国内多家知名的科研机构参与,但功底深厚、准备充分的孙祥祯一举夺标。

孙祥祯竞标的是国内急缺的国防战略物资,也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一直对中国禁运、封锁的MO源。孙祥祯内心非常明白,MO源对我国国防安全和高科技民族工业的战略意义。但是他第一个要面临的就是实验室里的巨大危险。

MO源是生产化合物半导体的源头材料,在飞机、导弹、卫星通讯等领域应用广泛。

MO源是化学性质非常活泼的金属有机化合物,遇到空气就燃烧,遇到水就爆炸。因为合成制备的过程十分危险,孙祥祯没敢选择在化学系的实验室,而是领着一群“敢死队”的专家,搬进了这个不足20平米的平房里。房间的简陋、设备的不足,让孙祥祯差点和“863”计划失之交臂。

南京大学教授孙祥祯:(863专家)看到我们的实验室认为不具备承担的条件,因此就没通知我们去参加863的竞标。

不服输的孙祥祯一直关注着863的动向,一次偶然的机会,当他了解到承担项目的上海某机构并没有如期地拿出合格产品后,他一下子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