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累并快乐着”成为许多二孩家庭最大的感受。看着别人家的二宝，许多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也开始陷入纠结：好想再生一个，可是，孩子谁来带是个不得不面对的大问题。广州市一个由1.2万个二孩家庭参与的网络调查结果就显示，认为“没人带孩子”是最大困难的，高达86.5%。

二孩时代来临，“被绑”老人负担重，谁带孩子成难题。

又是一个工作日的早上，刚过七点，62岁的老蔡开始忙着照顾两个外孙女起床。

上海市民老蔡：快，起床了，该起床的时候了。

姐姐大雅，今年五岁，在幼儿园上中班，妹妹小雅刚刚满两岁，都还是离不开大人照料的年纪。

姐妹俩的爸爸常年在外出差，妈妈每天六点过就要出门上班，两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几乎全靠外公一个人照料。

《经济半小时》记者：每天早上都这样？

老蔡：今天算是乖的，平时会闹。我已经过来三年了，过来这个刚好怀上，说实话太累了。

早饭是老蔡提前准备好的，算着孩子们起床的时间，清汤面在锅里煨得刚刚好。

妹妹小雅：我要喝水。

老蔡：要喝水呀，我给你倒水。

两个孩子往餐桌旁倒是坐稳了，可老蔡却忙得脚不沾地。

趁着大雅吃饭，老蔡还得抓紧时间给她扎头发。

老蔡退休前是大车司机，现在这双摸了一辈子方向盘的手，给外孙女梳起头来，也是没有丝毫含糊。老蔡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他和老伴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在上海，儿子在老家重庆，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老两口心疼年轻人四处奔波挣钱养家不容易，退休以后就这样长期分居两地，一个帮衬儿子，一个帮衬女儿。

大雅就读的幼儿园离家约十分钟车程，老蔡每天都得带着年幼的小雅一块去送姐姐，成了外孙女的专用司机。

老蔡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接下来带小雅去买菜，等到下午3点50又过来接姐姐回家，一天基本上就围着两个小孩转了。

老蔡的身子骨还算硬朗，又会开车，这让女儿女婿都深感幸运，否则的话，小两口真的无法想像这几年怎么面对二孩的生活。但是小雅离上幼儿园还有一年半的时间，在上海已经待了整整三年的老蔡，慢慢觉得有些力不从心，他想回老家休养调整一段时间，女儿阿霞也理解父亲的苦衷，可是自己又不能辞掉工作，于是想着为小雅找一家托儿所。

阿霞希望能为小雅找家公办的托儿所，不但能解决自己的后顾之忧，经济负担也没那么重。

阿霞夫妻俩每月的收入不到两万元，在上海养两个孩子不算宽裕，能够承受的托儿所价位在一千五到两千之间。

从一年前，阿霞就开始打听，但是让她失望的是，家附近根本没有公办的托儿所，她只好尝试着去民办的托儿机构看看。这天下午，她早早从单位请了假，先去了家附近一家开有托班的民办幼儿园，这里招收18个月到36个月大的孩子，但是一问价格，阿霞就犯了难。

幼儿园工作人员告诉阿霞，托班是3000一个月，12块钱一天吃饭。

不仅收费高，名额还很紧张，但是这家民办幼儿园口碑不错，离家也算近，这些也都是阿霞看中的，她权衡了一下，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填张表，给孩子报个名再说。

民办幼儿园的火爆状况出乎阿霞的意料，她打算再到家附近两家早教机构去打听一下托幼服务的情况。

在一家以蒙特梭利教学为特色的早教中心，阿霞一问价格，6000块一个月，就打消了报名的念头。

几家提供托幼服务的民办机构转下来，不但收费都高过预期，有的甚至还没有教育局认可的办学资质，这让阿霞觉得送小雅入托的计划十有八九是要落空了，回家后她不知道怎么把这个情况告诉给渴望放个假休息一下的父亲。

阿霞：我看到只是老人不说，他不舒服的时候，只是自己心里忍着，从身体情况来看的话，他肯定是一天不如一天。

《经济半小时》记者：当女儿的也是挺心疼的。

阿霞：那肯定的。

今年2月底，广州市发布了一个针对1.2万个二孩家庭的调查数据。结果也显示，近八成的老人密切参与了二孩的养育。带完一个还要带一个，这种“三年又三年”的带娃生涯，对老人们来说的确是一种巨大的考验。也正因为此，不少年轻人选择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

上海市民刘轶琳：他们年纪也大了，也非常地辛苦，如果我再有一个孩子，等于两个老人带两个孩子，绑架了他们的这个老年退休的一个生活，我觉得也实在是不忍心啦。

上海市民：目前没有这个计划。

《经济半小时》记者：没人带是吗？

市民：就是这个问题。

小雅出生在2014年，那是上海刚刚实施单独二孩的年份。但是《经济半小时》记者从上海市卫计委了解到，上海市目前共有已婚育龄妇女208万人，从2014年3月至2015年10月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以来，上海市共批准的单独夫妻生育二胎的申请只有3万例。上海市妇联2015年发布的“十三五”上海妇女发展需求调查报告同样显示，已婚育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不高，在45岁以下已婚女性中，半数以上（54.2%）人明确表示“一个就够了，不想要两个”，有生育二孩意愿的仅为15.1%。不想要两个孩子的原因，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排第一位，占58.2％；排第二位的就是无人照看孩子，占29.5%。

数据显示，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女性因孩子照看问题而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重达41.2%。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目前上海以家庭养育为主，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刚退下来（就）帮孩子带孙辈。这样的比例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的调查，大概要占到80%。

针对不少家庭顾虑养育两孩面临入托入学难等问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先是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要积极支持企事业单位举办幼儿园，采用政府购买措施来扶持民办幼儿园，在有条件的小学附属办学前班。与此同时，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也提出，要鼓励以社区为依托兴办托儿所，包括鼓励女职工集中的单位恢复托儿所等多举措满足新增入托需求。那么，社区、企事业单位真的有积极性举办托儿所、幼儿园吗？他们涉足学前教育领域又会遇到哪些掣肘和瓶颈呢？

“非法办学”多处关停，托儿所能否“重出江湖”？

在一家位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软件园的互联网培训公司，一些员工进公司的第一站并不是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公司的宝宝园。

魏艳友就是带着孩子来上班的员工之一，公司的宝宝园建立于2010年，一直无偿向员工开放。

宝宝园提供看护服务，而且还利用公司本身的师资力量，对孩子们进行早期教育或者课程辅导。

孩子在这里快乐玩耍的时候，魏艳友也在另一层楼的办公室里安心工作，她还随时能够通过公司内部网络查看孩子的状态。

魏艳友正通过公司内部网络的在线直播平台查看孩子的状态。

现在魏艳友又已经身怀六甲，她希望她的第二个孩子也能继续像哥哥这样，拥有即能陪妈妈上班，又能跟同龄人玩耍的美好时光。

和其它大多数互联网公司一样，这家公司1400多名员工的平均年龄仅为27岁，可谓正值育龄。和魏艳友一样，宝宝园的存在也成为了其他一些同事在考虑二孩时的一个重要考量。

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杨正炜：以前我们也在纠结要不要二胎的这个问题，因为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人带。现在如果说有这么一个环境的话，会很大地减轻父母带小孩的一些压力。

这里的员工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宝宝园人数最多的时候是在寒暑假，大家会把家里无人看护的孩子都送过来，公司还会根据年龄段给孩子们分班。

沪江教育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裁翁卓谞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去年假期共办了二三十个班，幼儿组两名老师，小学组两名代教，基本上全程监护。同时，宝宝园虽然占地不大，但在寸土寸金的大上海，能开辟和维护这样一个角落，公司付出的是真金白银。

其实，早在2010年出台的《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就有‘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鼓励社会力量以多种形式举办幼儿园’等提法。但是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看来，这家互联网公司的先行先试虽然符合国家号召的发展方向，也确实为员工解决了后顾之忧，但是严格说来，当前也面临着一些政策和法律上的壁垒。

2016年年初，携程公司辟出800多平方米的办公场地，投资400多万元设立亲子园。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年初，携程公司设立亲子园，并聘请第三方早教机构前来管理。服务时间为每天早上8点半到晚上6点半，每月收费2580元。首批名额20个，短短半个小时就被抢光。然而，携程公司主办的亲子园仅开了一周，就被长宁区教育局叫停。

《经济半小时》记者尝试联系携程公司，希望进一步了解亲子园的现状，但携程谢绝了《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请求，并表示正在教育局指导下进行整改。随后《经济半小时》记者又联系了长宁区教育局，教育局给出了如下的书面答复：根据上海市教委、市卫生局、市民政局2006年制定的《上海市民办早期教育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开办托幼机构需要取得消防、食品监督、教育等方面的行政许可并到社团局进行社团登记。而目前位于携程公司总部的办学机构，首先，基本安全规范尚未达标，主要表现为：现场未见食药监、消防等部门颁发的相关许可。其次，委托管理的单位未取得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学许可。

《经济半小时》记者询问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工作人员得知，整改没有确定的期限，需要考虑携程在卫生、食品安全、消防等办学条件方面的情况。

而眼下在上海，遭遇关停命运的，不仅有像携程这样公司办的托幼机构，《经济半小时》记者在网上搜索时还发现，一家由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办的东建托儿所也在2015年停办。

虽然东建托儿所已经关停，但这座三层楼的建筑依旧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当时的面貌。

在进门处张贴着一张家长的感谢信，落款日期是2015年2月。

周围居民们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这家托儿所已经开了35年，街坊四邻口碑都不错，但2015年6月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关停了，让好些家庭措手不及。

《经济半小时》记者：这附近没有其他托儿所了吗？

《经济半小时》记者和街坊邻居谈起托儿所关停的事，一位刘阿姨是他们中怨气最大的一个。

东建托儿所接收24到36个月大的孩子，孩子在里面从早上八点待到下午三点半，包一顿正餐和两次点心，而每个月的费用，仅在500元左右。关键离刘阿姨家还很近。可是让他们一家万万没想到的是，就在孙女快入托的节骨眼上，这家托儿所突然关闭了，这让刘阿姨慌了神。

好不容易找到的私立托儿机构收费比东建高了两倍，而且还离家很远，骑自行车也得半个多小时，刘阿姨的腰在送孙女入托的路上扭伤，在病床上一躺就是两个多月，家里实在没人照看孩子，现在只好把孩子送回了老家。

刘阿姨忍不住向《经济半小时》记者感叹，现在退了休带孙子，比她当年又上班又带儿子累多了，因为那时单位办的托儿所替她解决了不少后顾之忧。

跟刘阿姨一样，对东建托儿所念念不往的还有年轻的妈妈珺一，她的孩子是东建托儿所毕业的最后一批孩子。

珺一向《经济半小时》记者展示女儿在东建托儿所樱桃班的毕业纪念册，言语中满是怀念。

珺一把孩子送到东建托儿所，也是源自左邻右舍口口相传的好口碑。珺一的手机里至今还保留着，孩子毕业前家长公开日的照片。

上海市民珺一：挺可惜的，后面如果再有小孩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有这样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托儿所。

虽然自己的孩子幸运地毕业了，但珺一还是为东建托儿所的关闭惋惜不已，而且她和街坊邻居们到现在也没想明白，人气那么高的一所公办托儿所，为什么说关就关了呢？几经辗转，《经济半小时》记者终于找到了原来托儿所的所长韩国英。

2015年，潍坊街道通知原所长韩国英，因为没有办学质资，东建托儿所必须关闭。

韩国英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我们的全体老师，包括我在内都是非常痛苦的，她至今都无法释怀。

《经济半小时》记者：您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原上海市浦东新区潍坊街道东建托儿所所长韩国英：哭。全体痛哭。街道应该去怎么样想办法把这个资质拿出来，而不是说轻易的去关闭它。

东建托儿所的关闭，到底是不是没有办学资质造成的呢？这个办学资质，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已经闲置近一年的东建托儿所到底将何去何从？带着这一系列的疑问，《经济半小时》记者也来到了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办事处。

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办事处在拒绝当面采访请求后，其工作人员在电话中说明有关东建托儿所关闭的情况。

浦东新区潍坊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因为它是一个没有证的机构，所以万一发生问题，这都是关系到小孩的生命的，所以我们街道也无法承担这样重的一种责任。而且也是按照程序，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上级部门的意见，然后再做这样的决定。

就托儿所的办学资质问题，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建议《经济半小时》记者联系浦东新区教育局下属的学前教育协会。

一位浦东新区学前教育协会的工作人员告诉《经济半小时》记者，上海现在创办托儿机构，开办者必须向教育局申请注册，街道办的托儿机构已全部取消。根据2006年上海市教委、上海市卫生局和上海市民政局所颁发的《上海市民办早期教养服务机构管理规定》，在教育部门及卫生消防等相关部门实地考察通过以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办学许可证》才能开办托儿机构。

据政策规定，街道办的托儿所往往都并没有取得办学资质，因此在近年来陆续关停。

浦东新区学前教育协会工作人员：下面的群众有一些反映，怎么明明蛮好的，怎么取消掉了，所以这是在找一个过程，在这个逐渐的规范过程当中，肯定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和矛盾。另外零到三岁基本上都是民办的，公办的基本是没有的。

随后，《经济半小时》记者也浦东新区的走访中也发现，还有个别民办机构是在工商局注册的教育咨询公司，同样提供着早教和托幼服务。

在浦东新区学前教育协会的这位工作人员看来，这样在工商而不是教育部门注册，却提供早教和托幼服务的行为其实是在打擦边球。

而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认为，这种擦边球现像的普遍存在，也正暴露出了托幼服务的供给不足。

在杨雄看来，全面放开二孩以后，上海市会在2018年会迎来学前教育需求的高峰，每年会比现在多出七至十万个孩子，这对托幼服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一方面，需要尽快引导更多元的社会力量来提供更大量的托幼服务，另外一方面，还需要加强监管，加大投入，更好地保护幼儿及家庭的权益。为有生育二孩的家庭解除更多后顾之忧，让二孩政策能够切实落地。

杨雄：养育孩子，继是家庭的责任，同样也是国家的责任或者。那么至少国家和家庭应该来共同分担这样一种孩子的养育的义务。

半小时观察：如何让托儿所回归？

让孩子得到细致的照顾，得到成长的陪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但是，谁来承担这个任务，却成了一道难题。在这些生育二孩的家庭当中，有的爷爷奶奶身体好，还能帮着带，但很多时候，爷爷奶奶已经精力不济，甚至也需要照顾，让“生了二孩谁来带”的矛盾，成为困扰育龄夫妇的大问题。从我们《经济半小时》记者的调查来看，这样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因此解决3岁以下幼儿的抚育问题成了“二孩时代”急需解决的难题。这其中，开办托儿所的呼声也渐渐大了起来。不过，托儿所或类似托儿所一样的机构要“重出江湖”，还需要从法律政策上，对托管幼儿所隐含的风险进行管控，还要减少托幼服务的成本，使之成为让家长放心的新型托幼机构，为减少和排除生育二孩的后顾之忧起到很好的作用。毕竟，它关系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