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贝宁对话最高法杜万华：家事审判改革，法院专治感情危机

2016年1月26日，作为家事审判改革的试点，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的三个法庭内，分别审理了三对夫妻的离婚案件。

这三起离婚案件能够从侧面看出家事审判改革后的一些新亮点。第一起案件中，黄芳夫妇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僵持不下。最后，法院把孩子判给了妈妈。因为在新设立的儿童观察室中，孩子显然对母亲更为亲近，对父亲如同陌生人。

第二起离婚诉讼较为特殊。按惯例，起诉一般会选择原被告户籍所在地或结婚登记地的法院，但两人却选择了在工作地珠海市起诉离婚。主要原因是结婚证在北京的家中，回北京协议离婚成本较高。诉讼过程中两人并没有太大的争议，开庭不到1个小时，法官就已调解结案，双方离婚。

第三对夫妇通过诉前调解室调解后，夫妻决定先回家冷静一下。调解室是家事审判改革后的又一特色。一天中，三起家事诉讼，法院共调解成功两例。就家事审判改革的试点工作，《小撒探会》采访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杜万华。

撒贝宁采访杜万华

“审判模式急需改革”

撒贝宁：以往一说起审判改革，普通群众总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但是这一次，家事审判改革特别接地气，那么最高院启动这样的家事审判改革的初衷是什么呢？

杜万华：应该这么来考虑，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如果婚姻关系不稳定，家庭关系就难以稳定，那么社会关系稳定的基础就没有了。

第二个因素，就是婚姻家庭案件在我们民事审判的案件中，所占的分量很重。以去年为例，我们有173万多起家事审判类的案件。其中，离婚类案件将近130万件，案件的数量很大。如果我们不秉持一个婚姻家庭的稳定，那么对社会的影响是很大的，所以说法院就应该要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

但是，由于案多人少，再加上审限的原因，在案件审理的质量上难免就会有这样或那样比较粗糙的情况。我们自己就会反思，我们的审判模式对不对？我们觉得审判模式急需改革，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把婚姻家庭案件同财产类的案件加以太多区分。在婚姻关系中，特别是在审理涉及到情感方面的时候，按我们原有的审判方式，会在法庭上造成二次伤害。本来这个婚姻关系也许还可以挽救，把两人的一些事情都在法庭上给捅露出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和好的可能性就降低了。所以，再做一些调解工作，有时候效果就不太好了。

再者，家事连接着社会各个领域，涉及到社会群体的方方面面，单靠法官来处理好家事也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希望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加入到家事纠纷的处理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确实需要改革。

“法院要成为治疗婚姻危机的医院”

撒贝宁：清官难断家务事。从古到今，家务事永远是最复杂、矛盾最多、最让人头疼的一类纠纷。那么这一次的家事审判改革，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样的探索？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创新和突破呢？

杜万华：首先，我们要引入多元纠纷解决机制，通过改革成立一个家事专业调解委员会。我们希望吸收一些懂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的专家学者，还有一些长期做群众工作的社会工作者，包括离退休的一些法官、律师、警官、检察官、人民教师等等，各类人员都可以进来，只要他们热心于这个事业。我们就希望通过他们，先进行调解。我们法院就应该成为治疗婚姻危机的“医院”，对他们的感情危机进行治疗。所以，各个科的大夫都得有，有些适合于治老人的，有些适合治小孩的，有些适合治年轻人的。

果调解真的不行了，再进入审判环节。整个家事审判改革中间，我们要树立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要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妇女和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我觉得这是很根本的。同时呢，我们在审判程序上要进行一些新的探索，不要用原来财产类案件的那种审判方式对簿法庭，产生非常严格的对抗制。

撒贝宁：就是别让大家撕破脸皮。

杜万华：对，撕破脸皮很麻烦。所以，包括法庭的一些布置，最好温馨一些，不要弄得剑拔弩张的那个模样。还有就是在审判过程中，我们就提出了要建立家事调查官制度。家事调查官可以深入到家庭、邻里去调查，最后向法庭报告。

“让孩子自己选择监护人”

撒贝宁：那么对于未成年人利益的保护方面有哪些创新呢？　

杜万华：在处理婚姻家庭案件的时候，要保护未成年人。孩子到底归谁更合适，父母哪一个做监护人更合适。我们就要采用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要看孩子跟谁更亲近，谁更有社会责任感，对孩子更有爱心。于是，我们专门设立一个单面镜观察室来观察，分别让父亲、母亲与孩子在观察室里相处，观察员就通过单面镜观察，外面的人能看到里边，里边的人看不到外边。让孩子自己选择监护人。

在调解方面，已经引入一些社会工作者，包括社会心理学家。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老师，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他们主动参与到家事审判的建设与相关研究中。一方面，心理学家通过心理学手段帮助法官判断事实真相，比如，专家们请孩子构建沙盘模型，了解孩子的心理；另一方面，有些社会心理学家通过跟打离婚官司的年轻人谈心，了解他们的社会心理活动。目前看，引入社会工作者、心理学者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撒贝宁：我们有一张心愿卡，请您写下自己在2016年的法治期待。

杜万华：法治2016年，我期待，家和万事兴，家固天下稳。

　（实习生：杨悦　孙桐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