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的重大文化工程。他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历史脉络怎么样？中华文明起源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2020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牛河梁大型遗址群进行了重点发掘，新发现了九座大型台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牛河梁遗址田野考古项目领队贾笑冰：“这九座台基的面积保守估计有6万平方米，加上周边有些新发现的附属建筑，总面积已经达到了10万平方米。”

台基是古代大型建筑遗留的基础。位于西辽河流域的牛河梁遗址1981年被发现，考古年代为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时期。碳-14测年显示，这九座台基距今5800年左右，并且是在短时间内集中修建的。新的考古证据还显示，1983年发现的著名的“女神庙”就坐落在其中第9号台基上。

贾笑冰：“如果要是保存完好，从下往上看它是非常恢宏的一组台基建筑群，说明红山社会当时的社会复杂化程度，已经足够支撑它共同完成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

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中华文明起源的考古学证据之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全称“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这是一项迄今为止中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

从2002年启动预研究开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实施了五个阶段，进行了22年考古发掘研究。开展这项工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考古摸清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脉络，实证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四阶段首席专家王巍：“五千年文明，连夏朝国外学术界都不承认，我们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开展中华文明探源研究。比如原来《史记》的《夏本纪》，包括《五帝本纪》，国外认为不宜采信，是虚幻的王朝，我们需要用考古资料把真实的历史状况、文明史的状况向国人、向世界来展示。”

何为文明？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专家们，突破国外学者提出的“冶金术、文字、城市”代表文明出现的三要素的观念，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负责人之一陈星灿：“我们基本上还是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不是一般认为文化发展到某个高度以后称它叫文明，还是认为发展到国家水平这个社会的时候才叫它文明。”

20多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组织了20多个学科400多位专家，围绕距今大约5500年到3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四处都邑性遗址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这些遗址周边的聚落群开展大规模考古调查。

研究显示，从距今大约5800年开始，中华大地各个区域相继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标志着各地区相继进入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

王巍：“简单来说，万年奠基，农业出现，定居生活。八千年起源，农业发展，精神生活丰富，开始出现分化的端倪。我们是把社会开始出现分化作为文明起源的肇始阶段。六千年加速，社会发展，社会分化加剧。五千多年，各区域文明相继进入文明阶段。到四千年，建立了夏王朝。四千年以后，中原地区的引领或者引领地位逐渐显现。”

经过综合研究，考古专家把中华文明探源的历史时期划分为两个时代，即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所谓古国，是指史前区域性的原始国家形态的政治实体。

据文献记载，古国时代是一个万邦林立的时代。考古专家又把这两千多年的古国时代细分为前后三个阶段。从距今3800年到距今2200年，是王朝时代。基本弄清了中华文明从多元起源到一体化进程中的关键节点。

牛河梁遗址正是古国时代第一阶段的代表性遗址。牛河梁遗址经过40多年的考古发掘，已经发现庙、坛、冢大型祭祀礼仪建筑和以玉猪龙为代表的精美玉器，结合新发现的九座大型台基，考古专家开始重新评价牛河梁遗址的意义。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牛河梁遗址田野考古项目执行领队郭明：“新的测年结果又把整个文明形成的时间线向前推进到了距今5800年左右，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北方式山地文明的发展演变路径，也看到红山文明对中华文明整体提供一些优秀的文化因素。”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浙江杭州市余杭区，良渚古城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发掘研究的处于古国时代第二阶段的都城性遗址。近年来，良渚考古团队通过遥感、地理信息、实地考古勘察等手段，在遗址内新发现水坝坝体20余条，为完整呈现良渚古城遗址水利系统的全貌提供更多证据。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考古项目领队王宁远：“近年又发现从水坝到古城之间有一条长垄，可能和水利系统以及良渚古城的结构密切相关，良渚外围水利系统，进一步揭示良渚人5000年前，在湿地平原上顺应自然、趋利避害，建设一个超级都市的超凡智慧。”

规模宏大的良渚古城是2007年正式确认发现的。内城面积达280万平方米，9道城门中，有8个水门，古城内河道密布，四通八达。陆续发现的灌溉面积可达100余平方公里的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更是迄今所知中国乃至世界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此前的考古发掘，良渚遗址还出土了迄今为止个体最大、重达6.5公斤的玉琮王，还发现近20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遗存，向我们展示出良渚充足的粮食储备和发达的稻作农业。2019年，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实证了5000多年文明史。

陈星灿：“良渚的年代是5300年到4300年，我们说中国文明是5000年或者5000多年都没有问题。这是现在我们可以拿考古证据给任何人看的。”

2023年，在致首届“良渚论坛”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渚遗址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实证，是世界文明的瑰宝。对中华文明探源这一重大工程，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他强调，考古工作要继续重视和加强，继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王巍：“所以总书记讲要宣传探源工程的成果，通过这个了解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最初的中国到底在哪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还重点发掘研究了处于古国时代第三阶段的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和陕西神木的石峁遗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石峁考古队副队长邵晶：“被考古发掘所证实的石峁遗址最核心的位置皇城台，从整个石峁遗址的主体内涵来看，实际它是一座4000多年前的城。”

石峁遗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重点考古发掘的项目之一。目前，已明确它是东亚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规模最大的城址。这是一座有6个故宫大的石城，有三重结构，包括外城、内城和最中心的皇城台。

2022年，石峁遗址考古又有新发现，在皇城台发现了台基转角石。

邵晶：“它本身设计的就是一个圆弧形拐角的形状。这件石雕的出土，进一步证明了这批石雕就是石峁人为最核心区域皇城台所制作和使用。”

十几年间，石峁遗址陆续发现了大量精美玉器、石雕和骨针，甚至还有海贝、口簧乐器，以及高等级的墓葬，改变了很多人关于早期中国北方文明化程度的认识。

邵晶：“实证了中国北方地区河套区域存在着4000多年前的早期国家，而且已经达到非常发达的文明程度。”

大量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多元起源，相互碰撞影响形成的。

在古国时代第三阶段，随着文明化的进程，中原地区兼容并蓄，不断吸收各区域先进文明和外来文明因素，包括从西亚传过来小麦、黄牛、绵羊和冶金技术，中原五谷齐备，多样的种植制度，多样的地形使得它抵御自然灾害能力比较强，这样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发展格局。

距今3800年前后，中华文明进入王朝时代，文明的最高程度以中原地区二里头遗址的新发现为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赵海涛：“最近几年我们在二里头都邑中心区发现多条主干道路以及两边的夯土围墙，他们把二里头都城划分成多个方正、规整的网格区域。这种网格式布局模式在二里头之前是没有的，说明当时有了成熟发达的统治制度和统治模式，也是我们判断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中东部的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现存面积300万平方米。

自1959年以来，考古发现了主干道路网络、宫城、宫殿建筑群、官营作坊区、铸铜作坊、贵族墓葬和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等重要遗存。探源工程研究认定二里头的主体年代距今3800年到3500年前后。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夏都、夏王朝是二里头的最佳历史属性。

二里头文化继承并创新了古国时代的夯土建筑、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开创了最早的青铜礼乐文明、以大型牙璋为代表的玉礼制度和多网格中轴线布局的都城规划设计思想，开启了夏商周三代王朝文明，被认为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陈星灿：“中国文明的核心在考古学上看得最明显的，实际上是从二里头这个时代开始变成我们看到的一体。我们非常幸运，我们能做出一点点成绩，其实是国家的支持，多学科的合作，才有了一些进展，把我们来源弄得更清楚，让民众更自信。”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几个最重要的历史悠久的原生文明之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证实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灿烂文明史和“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延绵不断”的总体特征，为我们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力量源泉。探源工程的专家表示，工程取得的成果还是初步的和阶段性的，还有许多历史之谜等待破解，还有许多重大问题需要通过实证和研究达成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