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今天的很多传统习俗都是绵延千年传承下来的。而我们从出土的文物到流传至今的文献、书画中，都能找到这些传统和习俗的源起和流传。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物、古籍、书画的赓续流传，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延续千年前的传统。从今天（9月18日）开始，《焦点访谈》推出系列节目《文化大工程》，一起来看看这些重要文化宝藏的保护和传承。习近平总书记经常会引用儒家经典的名句和典故，他关注的一项文化工程《儒藏》就是一部整理收集儒家文化宝藏的丛书，今天我们就走进《儒藏》。

翻开一册册《儒藏》，《诗经》《论语》《孟子》，目录里许多篇目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中华民族创造了诸多灿烂的文化，其中，儒家文化是最重要的瑰宝之一，它不仅深刻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

北京大学副校长、哲学系教授、《儒藏》工程首席专家、《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主任王博：“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间，儒家占据主体地位。中华传统文化中间的价值观，它不仅是一些概念、观念，也是人们在生活过程中间所遵循的一种价值原则。”

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陈俊民：“比方说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儒家讲‘天人合一’；人们常常记住周敦颐所讲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所以这是人们讲要洁身。这都是儒家所讲的。”

穿越时空，几千年后这些经典之所以还能广为流传，是因为诸多儒家经典文献传承一直没有中断。但千百年来，始终没有一部完备的儒家著述全集。尽管明清两朝均有人提议编纂《儒藏》，都因为工程浩大未能实行。

2002年，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先生提出，要编纂一部《儒藏》，希望在现代技术和学术标准之下，系统整理重要儒家文献，为学者研究和大众了解提供一个经得起考验的文献版本。

北京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儒藏》“精华编”首席专家、总编纂汤一介：“我们这个时代要回顾到文化源头的那个时期来找寻力量，把我们的文化根基扎得非常好，吸收外来文化力量也就最强。”

王博：“汤先生之所以编《儒藏》，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理解，曾经影响中国人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传统怎么样能够跟现代社会相调适？在整个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份资源如何能够转化，然后继续发挥着它的作用？《儒藏》就是这样的项目，来呈现这个时代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决心。”

2003年，《儒藏》编纂正式启动，并得到了教育部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支持，2004年6月，北京大学设立《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负责组织实施编纂研究工作。

要从浩如烟海的儒家文献中挑选最经典的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儒藏》工程一开始，汤一介先生就在张岱年、季羡林、饶宗颐等老一辈学者的支持下，与国内外几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反复研讨，确定了《儒藏》“精华编”的书目。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儒藏》“精华编”总编纂孙钦善：“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收书时间从先秦至清代结束，第一个是儒家的经典、经书，是儒家的经典；第二个反映儒家思想的一些著作；第三点是体现儒家经世做人原则的著作。”

确定了书目，新的难题又出现。经过上千年的流传，许多文献的版本情况十分复杂，如何选定合适的底本和校对用的校本，就成了《儒藏》工程面临的新挑战。

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丽娟：“最早儒家的十三经，从古代传下来的本子，在历代刊刻、传刻的过程中会出现错误，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春秋穀梁传》是宋代的一个刻本，它解释‘塗’字，‘塗堊飾’，对‘塗’字做解释，这是没有问题的。到了元代的刻本的时候，就有错误了，‘堊’因为字形有点相近错成了‘聖人’的‘聖’。”

为了确保《儒藏》整理文本的可靠性，《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十分重视对版本源流的调查和研究，广泛参考各种古籍目录，走访各大图书馆，搜集海内外馆藏，为了一个善本，甚至远赴海外。

与此同时，近年来在出土和发现的各类文物中，有许多反映更早期儒家思想的文献，《儒藏》“精华编”单独设立“出土文献”部类，更全面地反映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例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时期楚国竹简《孔子诗论》就被收录进了第281册。

不选编、不改编，《儒藏》编纂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为创新提供更好的基础。

王博：“很多人有时候对儒家，包括对中国文化会有一个印象，说中国文化好像是静止的，怎么老是在重复过去的东西？这些经典在后代不断被重新解释。因为要回应新的时代问题必须有创新，它是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

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研究院、文学院教授、《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李修生：“《儒藏》为整理儒学思想的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我们追求的最后结果，而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结合中国实际，与马列主义结合进升到新的中国特色、新时代的思想，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大学时，专门看望汤一介先生，对《儒藏》编纂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汤先生“传承中华文明，做了一件非常大贡献的事情”！

为了让更多人接触到儒家经典，《儒藏》工程将儒家典籍文献在统一学术标准下，采取繁体竖排、现代标点附校勘记的形式，重新排印。

作为最早参与《儒藏》工程的主编，冯达文教授负责“子部性理之属”的校点组织工作，在他看来，为古代文献加注标点，虽然有些费时费力，但却能极大地推动这些文献在今天的传播。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儒藏》“精华编”部类主编冯达文：“以前大家做的都没有标点，所以读起来很困难，这次的工程做过标点和校对，能够更好方便文化的承传。”

20年来，国内近50家高校和科研机构近400位学者共同努力，完成了510部文献的校点工作。与此同时，要完成一部向世界传播的儒家著述，《儒藏》更是将目光放得更远。

9月9日，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迎来了两位来自韩国的客人，他们是《儒藏》精华编“韩国之部”的主编。除了中国文献以外，《儒藏》“精华编”也收录了韩、日、越三国域外文献，三国学者精心甄选本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儒学汉文著述，大多都是首次进行系统整理。

历史上，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了东亚社会，不仅是中国的思想文化财富，也是东亚的思想文化财富，展现了儒家文化巨大的包容性。截至目前，几十位韩国学者参与的《儒藏》“精华编”韩国之部也已经完成大部分的校点工作，交由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进行编纂。

众多学者们努力的成果，已经开始发挥它的作用。在中山大学哲学系张卫红教授的课堂上，她和同学们讨论的正是她参与《儒藏》工程校点的篇目《龙溪会语》。202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与北京大学《儒藏》中心合作建设了《儒藏》“精华编”数据库，登录网站后，就可以查询其中的内容。

《儒藏》“精华编”完成后，全本编纂工作已经全面启动，目前已经确定了书目3000余种，约10亿至12亿字。更多数字化技术将推动工程的加速。在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最新的古籍文献识别加工处理工具正在不断研发中。

王博：“总书记经常引用四个字‘旧邦新命’，‘旧邦新命’它是贯通的，所以我们如果想理解当代的中国，就必须了解历史的中国，必须了解历史中国文化主体。下一步做的时候，其实我们特别强调要把重点放在《儒藏》的数字化整理方案，更方便让有兴趣的读者使用，满足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需求，对整个的社会、民族、国家都有一种基础性的塑造力量。”

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传统。在2023年6月的文化传承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盛世修文，我们这个时代，国家繁荣、社会平安稳定，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事办好。”“盛世修文”不仅仅是要保存好中华文明历经沧桑流传下来的这些宝贵的典籍，赓续中华文脉，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更是要发扬它们所承载的中华民族的深邃智慧和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文明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