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妇女》杂志2017年5月刊独家专访董卿，为你爆料董卿台前幕后那些事！
“能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时代做一点点事情，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董卿
联系采访董卿是从2月开始的，两个多月里无数次调整采访时间：董卿在录制节目，然后是开会，然后是准备录制，接着又是一次次录制，经常是一个通宵又一个通宵……如同上了发条的钟表，指针不能停。记者到现场观看了一场节目录制，漫长的准备之后，下午两点钟开始。第一位嘉宾姚晨就录了一个多小时，接下来是维和部队的战士、敦煌文物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六组嘉宾，七八个小时过后作为观众已是疲累，台上的董卿却依然情绪饱满。那天录制结束是次日早晨7点钟！这样日以继夜的状态最长能持续两个星期。
下午6点钟。北京竞园艺术中心《朗读者》节目的后期机房。
董卿终于出现了。素颜，黑框眼镜，简净的白色针织衫，手指白皙而修长，与舞台上恍若两人，看上去像个舞蹈学院的年轻学生。此刻，与董卿面对面。她看起来瘦而疲倦，有人送来咖啡，她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因为“很久没有在早晨3点钟以前睡过觉了”，极度缺乏睡眠，无论喝多少咖啡，闭眼就能睡着。她的面前摊开着一个厚厚的大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从2016年2月到今天，《朗读者》从策划、立项到制作播出走过的所有足迹。
董卿说，濮存昕做完节目后给她发来一条信息：看一茎弱草，端举群山！这是舒婷的一句诗，也是很多人对董卿的感受。
采访当日，她的下班时间是凌晨4点钟，就在采访中，好几个会等着她开，门外的导演组和宣推组工作人员焦急地一再催促示意，董卿的目光偶尔瞟向门外，又很快收回，专心面对采访。
《朗读者》的舞台是一个辉煌的剧场，也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高大的书架上是一排又一排精装书的书脊，旋转楼梯连通上下两层，楼梯扶手镂刻着精致的花纹，舞台中央的地板有黑白雕花，带着玻璃的质感将灯光反射上来。董卿在灯光聚焦中出场了，像一个女王，光彩照人，光耀全场。一个又一个的嘉宾来到她面前，讲述他们深藏心底的故事，朗读最能表现他们生命质感的文字。他们在流泪，观众在流泪，董卿也在流泪。眼泪代表一种真实的交付，那一刻，所有人的心在一个频度上跳动，因为从别人的生命里看到了自己的生命，在别人的成长中领悟到了自己的成长。董卿说：“将值得尊重的生命和值得关注的文字完美结合就是《朗读者》。”
每一期节目都有一个主题词，采访的时候，节目刚播完九期，这九个主题词是：遇见、陪伴、选择、礼物、第一次、眼泪、告别、勇气、家。
它们是九个坐标，每个人都能从中定位自己的生命节点。董卿也一样。所以，朗读董卿，就借用这九个主题词。
最好的遇见 导向最好的选择
《中国妇女》：你在节目中问濮存昕生命中最重要的遇见是谁，“没有这个人就没有濮存昕”，那么我也想问董卿，你生命中最重要的遇见是谁？是什么样的遇见成就了今天的你？
董卿：我很有幸遇见了我的父母，这是人生最初也是最奇妙的遇见，因为无法选择。
很多人问我你怎么会想到做《朗读者》这个节目？我想既有我这20年的职业积累，也有我成为主持人之前父母养育我那20年的积累。是他们让我变成了一个对文字有亲近感的人。
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家最重要的生活内容就是读书。我父母都毕业于复旦大学，妈妈是高三物理老师，她要备课；爸爸一直做文字工作，他写稿子。家里的书房不大，他们俩共用一个书桌。而我都不记得自己在哪里做作业了，可能是几个方凳子拼成一个小桌。晚饭后，一家人各占一角，各看各的书。
如果不是拥有这样一个家庭，我可能不会对书有如此深厚的感情。父母对我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甚至在职业的十字路口迷茫的时刻，我第一时间会选择返回学校读书。1999年在上海卫视，节目和环境都不是很理想，我一直在想自己该做些什么，最后选择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古典文学专业的研修班；2013年，我第一次觉得上台不那么兴奋了，而我本来是一个特别喜欢舞台享受工作的人。一个声音出现了：再这么做下去，就是无止境的重复，无止境的重复就是一种退步。我知道需要改变了，于是选择去美国读书，想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成长的可能。
《中国妇女》：结果呢？这样的选择让你发生了怎样的改变？
董卿：我变得更坚强了。毕竟是离开了驾轻就熟的岗位，离开了从来不用为柴米油盐发愁的生活，离开了熟悉的国家和城市。40岁回到学生生活，突然发现很多事情已经应付不来了，做功课、找资料……刚开始我会完不成，还不如一个年龄只有我一半的孩子做得好。而我在国内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完不成的事情了。这件事刺激了我。除了学习，还有太多琐碎事，每天吃什么喝什么怎么买菜怎么做饭，租的房子下水道堵了找谁修……毫无疑问我遇到了一个个新的挑战。当一次次由失望到绝望的时候，人是在经历化蛹为蝶的蜕变。你觉得这本书两天根本看不完，那么能看多少看多少。不让自己情绪化，与其犯愁、咬牙切齿，不如实际地做事情。什么事情想清楚之后，付出行动是最重要的。
以勇气开始的第一次 是送给自己的礼物
《中国妇女》：你在节目中说，“第一次”意味着成长，“第一次”需要勇气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做制作人是你人生中很重要的“第一次”，是不是也像徐静蕾在节目里形容自己第一次当导演，是“由家里的老小变老大”的感觉？
董卿：我原来以为做一个节目准备几个月就能上马，但《朗读者》从开策划会，写策划方案，再汇报到频道、台编委会，再经过各级审查，立项，组建团队，寻找投资方与合作公司……是一个极其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全部需要时间来落实，我要一个个面谈。我是个路痴，现在去中央电视台新台都会迷路，但里面的咖啡馆、茶室，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因为最初没有办公室，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在人来人往的茶室里完成各种见面各种谈话的。我从冬天谈到春天，从春天谈到夏天，眼看又到冬天了，好多事都没有确定。比如招兵买马，已经决定加入的人，因为节目迟迟不能开始又离开了，我只好重新招人。约谈广告客户，不少人纯粹是围观，我说得口干舌燥，人家听一听看一看，最后说咱俩合个影吧。
不记得说了多少回了，我像祥林嫂一样一遍遍跟人讲我要做什么，我不知道对方听进去了多少，也不知道我离目标真的更近一步了吗？台领导给了我最有力的支持，他们说，董卿这事你一定得做。可一切都是未知，我越来越焦虑。
终于到了2016年11月，北汽的赞助渐渐明确。然而，等我们12月决定录制的时候，老外的灯光师和导摄团队因为拖得太久不愿意来了。之前联系的演播室也没有了，年底各种晚会各种节目录像，没有一个演播室是可用的。而1月8日的录制时间不能改，因为和投资方签了合同，他们2月18日必须要见节目。舞美公司说，你们设计的这个舞台没有45天根本拿不下来，看不到演播室就定不了尺寸，供应商要回去过年了，再不定连工人都没有了！
还记得找到演播室那天，舞美公司把半个建材市场都搬来了，大厅里铺了个满满当当。我就跪在地上一边一样一样挑选，一边悬着心，害怕自己看走眼了最后舞台不好看。英国的舞台设计师过不来，只能通过邮件联系，因为时差，没时间等，我干脆硬着头皮，凭这些年仅有的装修自己家的经验琢磨。
好不容易舞台搭好，要录制了，再去找嘉宾，发现原来谈的都不作数了。有的方案都做好，读本也选好了，突然说有别的安排来不了，真让人欲哭无泪。这一年，我的白头发一根一根地长。
《中国妇女》：你是否想过，你为节目焦虑的一切是你当主持人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操心的？
董卿：当主持人我最多时一年做过123场节目，两三天就是一场。做《欢乐中国行》，每周一个城市，五年我走了两百多个城市。我觉得骄傲的是，我没有一丁点儿偷懒，无论累成什么样，也要把词背得滚瓜烂熟说得漂亮、笃定，那是我要的状态。其实凭我的记忆力，一台晚会七八页稿纸的台词，我一个小时就能搞定，还让你看不出破绽，但是我自己过不去。我没法满足于别人给我写稿子，我一定会自己改。到后来，如果哪个撰稿人的稿子几乎没被我改，会感到特别荣耀，因为这意味着达到了一种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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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妇女》：做制作人，就不仅仅是把词儿改好上台说得漂亮就行了，整个流程方方面面都要关注。
董卿：对，这是我有时候会害怕的。原来别人交给我一篇稿子，我可以花一整天在书房里磨反复修改。但现在磨自己稿子的时间越来越少。录制前的那个晚上，我会告诉大家别来找我，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回到主持人的角色。其实他们放我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回去一动不动坐在桌前，一抬头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
《中国妇女》：第四集的主题词是“礼物”，其实《朗读者》这个节目对你来说，从某种角度讲也是一个巨大的礼物。
董卿：是，我觉得这是我送给自己4字头的这个年龄的礼物。因为主持人做到后来，玻璃天花板是很难突破的，我却找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挺幸运的。这个礼物让我格外勇敢，也格外畏惧，害怕自己力不从心，害怕距离目标还太远。
告别之后眼泪 流得比前十年都多
《中国妇女》：“眼泪”是另一期节目的主题词。我们看到你在节目中多次因感动落泪，那么在节目之外你会因为什么事流泪？尤其是在一年多的节目筹备中，你哭过吗？
董卿：肯定哭过，而且是经常。这两年我哭的次数比我过去十年加起来还要多。过去十年，因为终于有一个可以施展的舞台了，干得特别来劲，忙到根本没有时间去伤感。去美国前的一个月我在恶补英语。当时我已经不再接台里的任何工作，因为访学报告已经批了。那一个月，我经常晚上睡不着，一个人坐在地上流泪——我情绪不好的时候连凳子都坐不住，非要坐在地上才最踏实。我感到恐慌，是我知道我放掉了什么，却根本看不见会得到什么。而且我放掉的是很多人认为最不该放掉的东西。他们说，你主持人干得好好的，干吗啊？
《中国妇女》：这其实是你的告别？
董卿：是的，是对之前的舞台，对过去的告别吧。我一边哭一边想，我可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回不到那个台上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有哪个节目的本子交给我，大家叫着卿儿，或卿姐、董老师说他们需要我了……那种感觉像小孩子失去了自己最心爱的一个礼物，心如刀绞。
后来做《朗读者》，哭得更多，经常眼看着事情要成了，结果又不成，一次又一次，觉得怎么就这么难呢！一个人坐在地上哭，哭完继续干。
和家人是一种 特殊的陪伴
《中国妇女》：第二期的主题词是“陪伴”，以你的工作节奏，对家人的陪伴肯定是不够的，你以什么方式弥补呢？
董卿：2015年春节过后，我忙完了春晚、第一季《中国诗词大会》和第二季《挑战不可能》之后，我爸说好好休息一下吧，家里老的小的，都需要你陪陪。我说是是是，行行行，等我写完《朗读者》的策划方案就休息。再后来我说，等我们通过了立项就休息，等我……就这样一直推，推到他们觉得遥遥无期。
二十多年来，陪伴一直是缺失的，我父母已经习惯这种缺失了。他们以观众的方式陪伴我，是我最忠实最清醒的观众。每次节目结束我给妈妈打电话，她已经敏感到只听我说一声“喂”，就知道我今天节目录得怎么样。知女莫若母，她能看到我的点滴进步和能达到的高度，这是一种很奇特的陪伴。
我在节目里好几次热泪盈眶，其中有一次是麦家说到他跟儿子相处小心翼翼，我真是感同身受。每次我问父母，你们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呢？他们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打合适，怕我是不是在录像？担心我是不是在睡觉？父母连给你打电话都变得小心翼翼前思后想，他们在心底反复掂量着跟你的相处。似乎近在眼前，其实远在天边，每每想到这一点，我会觉得特别难过。
我做《朗读者》父母是有想法的，他们说，你做主持人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你达到的高度是在你念书的时候我们想都没敢想的，现在再做这个节目，看上去挺难的，你还有这个精力吗？你要牺牲多少给孩子的时间？
《中国妇女》：是啊，妈妈总不在身边，你会不会担心给孩子造成缺失？
董卿：我是希望孩子懂事后能明白妈妈是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我起到榜样的作用，一个人为了做成一件事必须要有所舍弃。但我也尽我所能，两三周回上海陪伴几天。夜深人静的时候，看看孩子的照片和视频，那是我每次入睡前眼睛里最后一个画面……
《中国妇女》：如果你作为《朗读者》的嘉宾，你会选择朗读哪篇文字？
董卿：太多了。我想要是讲我和父母的故事，我会读《红楼梦》，献给我妈妈。她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老师，她虽然是理科生，但特别喜欢读小说，所有我书单里的小说类作品都是她开的，她是第一个让我翻开《红楼梦》的人，而且她七十多岁了，还在时不时读读《红楼梦》；要是献给自己的成长，我会读最喜欢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要是献给爱情呢，我可能会读《安娜•卡列尼娜》，因为我很爱托尔斯泰，很爱俄罗斯文学。
《中国妇女》：最后一个问题，你自己如何看待《朗读者》这个节目？
董卿：这个节目做得很辛苦，但我没什么好抱怨的，相反我很感谢有这样的机会，能为中国电视做一点点事情，为观众做一点点事情。我对我的团队说，我们何德何能让那么多重量级嘉宾坐在演播室里落泪，让那么多观众坐在电视机前陪着我们落泪。还有好多人去朗读亭，不惜排九个小时的队，这是对《朗读者》多大的信任！我们顺应大家情感倾诉的需求搭建了一个平台，能用自己的专业所长为时代做一点点事情，这是多么大的荣耀啊！
（《中国妇女》记者张会娜对本文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