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汉月亮湾的那些普通与不普通
四川，广汉，月亮湾，这里有个院子，叫“燕家大院”。跟山西的王家大院不同，燕家的院子不是景点，不卖票；去到燕家的院子里，不是游览，而是拜访，燕家人就是讲解员，跟您聊的，是和文物有关的事儿。确实，从1929年起，这户普通的人家就和深埋地下的那些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把时间调回到1929年的春天。按照惯例，春耕之前，燕家人要给自家水车所在的水渠清淤。当时的家主，叫燕道诚，据说做过县令，人称“燕师爷”。“师爷”的头衔从何而来、做没做过县令无从可考，但是，燕道诚是念过书、有见识的。不管之前他干过什么，1929的春天，他的身份是农民，确切地说，是一位有文化有见识的农民，普通人。
清淤工作按部就班。可是不普通的事儿，就在普通的按部就班里发生了。燕道诚在水车渠里挖出了一箱宝贝。按燕家人的记载，这些宝贝有“古代圭、璧、琮、玉圈、石珠”各若干。当时，有文化有见识的普通农民燕道诚做了一个不普通的决定，留下这箱古玉，等有识者前来研究。
这一留一等，就揭开了一出大戏的序幕，时至今日，这出大戏还没落幕。这出大戏开始的地方，是燕家所在的月亮湾地台。隔河相望之处，有三个土堆。有人说那是“三星伴月”，于是，便有了它今天的名字——三星堆。
从燕家挖出古玉开始，对于三星堆的考古发挖掘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五十多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鸭子河附近一个砖厂的普通工人，在取土的时候，又有了不普通的发现。这次发现，把三星堆考古这出大戏推向了高潮。
从青铜头像，到青铜大立人；从青铜鸟，到青铜神树，不断出土的文物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那些参与发掘的考古工作者。人们把那些不普通的文物一件件组合、复原，成就了一次20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掘，也慢慢地让人们认识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不普通的存在——古蜀国。
当越来越多的人们，热衷于探究古蜀国的兴衰起伏、古蜀国与中原其它文明的交流，甚至研究古蜀人的美学符号的时候，大家似乎忽略了一个看似普通的问题——要铸造这么多的青铜器，原料从哪儿来？
四川，不是我国主要的铜产区，自古就不是。江西德兴、安徽铜陵、湖北大冶、云南东川，这些赫赫有名的“铜都”，都有可能成为三星堆青铜器的原料产地，但究竟哪一个才是呢？
从地理关系上看，湖北大冶似乎最有可能。这里有一种岩层，叫矽卡岩岩层，这样的岩层，为铜的富集提供了条件。大冶铜多，完全得益于这里广布的矽卡岩。大冶地处长江中下游，水陆运输条件便利，开采自这里的铜矿石，经过提炼，制成铜锭，就可登船逆流而上，运往三星堆所在的广汉。
看上去，一切是那么合理，大冶一定就是给古蜀国提供铜原料的地方了。真是这样吗？有地质学家认为，不是这样的。大冶与广汉之间的直线距离超过了一千千米。一个地处长江中下游，一个却在长江中上游。这就意味着从大冶运出的粗铜要逆流而上。更何况，船只出了湖北宜昌之后，要面对的就是那个长江流域最著名的天险——长江三峡。距离远、风险大，让地质学家们认为，大冶有可能只是为古蜀国提供铜原料的地区之一，而且数量有限，不足以支撑起古蜀国的青铜铸造业。
除了大冶，还有哪儿能为古蜀国提供铜呢？
人们发现了这样一段史料。《华阳国志·蜀志》载：“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文献中所说的朱提，就是今天的云南昭通。
昭通，与其附近的会泽、昆明东川区都处在一个成矿区上，地理学者称其为东川矿区，这个矿区里最主要的矿产，就是铜。也许，正是因为蜀王杜宇，与昭通梁氏女的联姻，让古蜀国开始源源不断从昭通、东川等地区获得铜原料，并且从那里学到了青铜的铸造工艺，从而留下了那些震撼世人的青铜文物。
一如燕道诚在普通的清淤工作中发现了不普通的文物，那些看似普通、容易让人忽略的问题，很可能隐藏着一个不普通的发现。
以青铜文物为起点，穿过历史的迷雾，去还原古时的自然地理环境，探寻深埋地下的矿产资源。这也许，就是出土自三星堆的青铜文物，在展示历史之外的另一层深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