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土地、资源供需形势变化，生态环境硬约束强化，“数量红利”正在消失，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必须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的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还面临哪些挑战？《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为您深度解读。
嘉宾简介
王一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宏观经济问题研究，先后在国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一百多篇，独著、合著、主编学术著作10余部。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是转向高质量发展一个最根本的途径，当然，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也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
挑战一传统发展方式惯性大
传统的发展方式它的惯性很大。想要把它扭转到新的轨道、要扳过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样很容易就形成路径依赖，习惯过去的做法。王一鸣指出，我们过去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搞刺激。为什么不能再过度地依赖投资去拉动增长呢？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就是投资的边际效率不断降低。我们每新增一块钱的投资，它的产出会越来越低。在投资效率下降的情况下，想要保持产出的稳定性，就需要更多的投入，这样就会产生更高的负债。我们的杠杆率，也就说我们总的负债规模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会越来越高。“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树不能长到天上去’。如果负债过高，总有一天就会以这样或者那样的形式表现出来，主要体现在金融风险。所以我们不能走下去，又回到老路上去。”
挑战二
结构性矛盾突出
在《中国经济大讲堂》演讲中，王一鸣对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矛盾进行了分析。
第一点，比如在实体经济领域，供需的结构性矛盾，又叫供需的错配。我们的需求在不断地升级，高端化、个性化、服务化的需求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我们的服务消费差不多已经占了消费的50%左右，我们越来越多购买的是服务，而不是商品，我们的需求正在升级。而供给端是什么呢？钢铁、煤炭、玻璃、建材这些传统工业比重很大。现在消费需求在迅速升级，而供给跟不上升级的步伐。
第二，金融和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就是我们以前说的叫脱实向虚。那金融为什么要脱实向虚？如果实体经济很赚钱，它为什么要脱实向虚呢？这说明实体经济效率不够高。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公司净资本回报率逐年下降，就是因为资源不能有效地流动了，该退的退不了。
第三，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房地产占用了很多金融资源，而金融资源又不愿意流到实体经济去。为什么愿意流到房地产呢？因为房地产还有回报。但房地产能创造价值吗？能带来我们的创新吗？能带来我们技术进步吗？
挑战三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王一鸣指出，我们的发展不平衡，矛盾也很突出。对一些发达地区来说应该转型，但是还有很多落后地区的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沿海有十个省份，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2015年就超过了一万美元了，有的省份按世界银行标准已经进入到高收入的标准了。但是，还有内陆一些省份差距还很大，发展存在差异性，这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的问题。
挑战四
体制机制存在制约
我们有些改革还没有完全到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还要在实践中不断地调适。我们有些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扭曲了资源配置。王一鸣进一步解释，我们土地是很稀缺的，但是有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工业开发，居然可以搞零地价或者叫变相的零地价，这不就是扭曲资源配置吗？越缺的东西应该越贵呀！价格的扭曲带来了这种资源的错配，这些都是体制上要解决的问题。
挑战五
政府管理方式不适应
王一鸣指出，以前我们圈地，招商引资下指标，招来项目都有奖励，这一套熟门熟路。现在说我要转向高质量发展，怎么下手？怎么干？我们要提高质量，要有一套标准体系，要有一套绩效考核体系，这些都是面临的新的课题。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么难，我们还转不转？有的人说干脆别转了。不转会有什么后果呢？在中等收入阶段就止步了。王一鸣进一步分析了中等收入阶段的一些经济体的变化。韩国、日本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以后，人均收入持续地增长，很快就进入到高收入阶段。同样有很多国家，阿根廷、巴西、马来西亚、墨西哥，它们就在这个区段持续地徘徊，因为它们的经济没有转变。
我们要提高质量，要有一套标准体系，要有一套绩效考核体系，这些都是面临的新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