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本栏目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策划的特别报道《司法护航中国经济》。今天我们关注执行工作，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执行难一直是困扰着当事人和法院的一个难题，但是，近几年，法院系统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破解执行难题，一场攻坚战正在进行。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这场战役的一个缩影。
2016年10月13日，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执行法官，来到武汉脑科医院看望一个特殊的病号。病床上躺着的姑娘名叫于亚楠，她已经躺在这里六年了。六年前，年仅23岁的于亚楠，正值花样年华，刚从湖北郧阳医学院毕业，在武汉一家医院实习，她一直梦想当一名白衣天使，还顺利通过了医师资格考试，一家人对她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2010年4月10日下午五点多，于亚楠下班回家，当她从人行横道内，横穿解放大道时，突然被一辆正在掉头的小客车撞倒，不省人事。于亚楠的父母闻讯急忙赶到医院，然而，等待他们的是残酷的现实。事故导致于亚楠颅脑严重受损，一直昏迷不醒，身体情况也极不稳定，曾经数次被宣告病危，但是，医生和家人始终都没有放弃。
一场交通事故彻底摧毁了这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而持续不断的治疗所产生的巨额费用，更是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事发还不到一年，仅医疗费、护理费就已经超过50万元。
治疗仍在继续，为了保障女儿的治疗，于家向肇事者提出索赔。根据交警的调查，肇事小客车的车主和驾驶员是同一个人，名叫孙松，事发路口禁止掉头，而孙松当天违法掉头，将正常行走的于亚楠装倒，所以交警最终认定，孙松承担此次事故的全部责任。最初，孙松曾经积极配合保险理赔，并且卖掉了肇事车辆，还拿出了一部分钱，用于于亚楠的救治，但是，很快事情便起了变化。从2010年7月份开始，孙松就不再接于家人的电话了。
无奈之下，2010年12月，于家将孙松起诉至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要求孙松赔偿各项损失200余万元，经过审理，法院将于亚楠接下来的治疗、休息和护理时间暂定为两年，判决孙松先赔偿于亚楠57万余元，两年之后，于家人可以重新起诉，继续索赔。然而没想到，判决下来之后，孙松一家都消失了。
于家人拿着法院的判决，却根本见不到孙松的影子，赔偿款迟迟无法兑现。无奈之下，他们只好向法院申请执行。然而，执行法官发现，想找到孙松绝非易事。孙松家原来的房子已经拆迁了。因为回迁房还没建成，所以孙松一家是在外面租房居住，但是，没人知道他们租住在哪里。法官还了解到，孙松原来自己还有一套房子，但是交通事故后不到一个月，孙松就把自己名下的房子卖掉了，而且没有用于对于亚楠的赔偿。经过查询，孙松名下所有的银行账户，也几乎是空空如也。执行法官又找到孙松的工作单位，可惜也晚了一步，孙松已经辞职了。
从2011年9月开始执行，将近半年时间里，执行法官东奔西跑，但是，没有人知道孙松究竟身在何处，也没有孙松财产的线索。直到2012年3月，执行法官终于从孙松家原来所在的村子，获得一个新的线索。
经过反复联系，三个月之后，孙松的母亲终于答应来法院一趟。然而很遗憾，见面之后，孙松的母亲拒绝透露他们家现在住在哪里，对孙松的下落更是说毫不知情。但是，执行法官经过努力，做通了孙松母亲的工作，她表示，愿意和老伴儿替孙松缴纳赔偿款。执行法官们总算松了一口气。可是，好景不长，孙松的母亲在给了法院7万元之后，再次消失。
执行法官们不得不对孙松展开新一轮的查找工作。法官重新核实孙松相关的信息，发现他已经结婚了，而且还有了一个孩子。孙松的妻子名叫詹某某，但是，执行法官发现，想找到詹某某同样十分困难，她的娘家也是拆迁户，现在同样找不到具体住址。而且詹某某没有固定工作，经过进一步查询，她的名下也没有房产。
民事案件的执行不像公安机关的侦查，在对人的查找和控制方面有很多局限，所以很多时候，执行法官们也是十分无奈，眼看案件的执行已经进入第六年，可是依然没能取得突破。
六年里，执行法官们一直没有放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重新查询一遍孙松和他家人的相关信息，看有没有新的线索出现。而这六年里，于亚楠和他的父母则一直在苦苦支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赔偿。
为了给女儿继续治疗和康复筹集资金，于亚楠的父母想尽了办法，出事后不久，他们就卖掉了唯一的住房，卖房所得的30万元，已经全部用于女儿的救治。卖房之后，一家人可以说已经是无家可归，老两口在医院附近租了一间简陋的平房作为落脚点，房租每月200多元，只有五六平米，空间十分狭小。于亚楠的父亲在一家单位当保安，平时就住在单位集体宿舍，母亲退休了，一个人住在这里。
房间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是一个电饭锅，很多时候，母亲就用这个锅，给自己和女儿做一些再简单不过的一日三餐。因为孙松下落不明，赔偿款迟迟无法到位，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甚至于亚楠的很多康复治疗，也因为没钱，只能无奈放弃。对于未来，老两口更是想都不敢想。
对于亚楠一家的悲惨遭遇，执行法官们也是深表同情，他们在坚持查找孙松下落的同时，还尽全力给这个家庭申请了十万元的司法救助，当地政府还给于亚楠办理了低保，医院也尽可能给于亚楠的治疗提供方便，并缓交部分费用。但是，这些救助毕竟是辅助性的。上次判决的57万余元赔偿还没有执行到位，这几年新产生的各种治疗、护理费用，又积累了几十万。2016年5月，于家不得不再次起诉孙松，追加索赔这几年的花销。然而，就在这时，执行法官突然发现了一条孙松妻子的新线索。
2016年7月和8月，孙松妻子詹某某的社保突然不再是流动人员专户，而是开始由一家单位负责缴纳。詹某某应该是到了这家单位工作。执行法官迅速赶到这家单位，寻找詹某某。没想到，经过了解，这家公司只是一个人事代理公司，詹某某有可能只是由他们公司代缴社保，并不在这里上班。经过查询，詹某某果然是在另一个单位工作，但是，非常遗憾，她不久前已经离职了。
执行法官不愿轻易放弃，他们进一步查询发现，詹某某的社保是通过一家招聘网站转过来的，法官立即赶到这家招聘网站，果然有了一个重要的发现。詹某某曾经在这里留下了一个户口地址，而这个地址执行法官之前并不掌握，难道孙松一家就隐藏在这里？
很快，执行法官就找到了房子的具体位置。为了不打草惊蛇，法官先找到社区，从侧面了解这套房子住户的情况。经过核对，孙松的妻子和儿子的户口确实落在这里，但是，根据社区工作人员介绍，这套房里住的并不是一家三口，而是租给了别人。随后，在社区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法官问租户要到了房东的电话。租户说房东姓孙，大约五六十岁。
法官猜测这个房东孙师傅，应该就是孙松的父亲，这可能是孙松家新购置不久的一套房子，产权人很有可能也是孙松的父亲。执行法官立即赶到房管部门进行核实，结果确实印证了执行法官的猜测。而且在查询中，法官还意外发现，孙松的母亲也新买了一套房子。
孙松的父母会不会就住在孙松母亲新买的那套房里，孙松和他的妻子、孩子会不会也和他们住在一起呢？事不宜迟，执行法官决定，当晚就采取行动，带领法警登门拜访，如果真的发现孙松也住在那里，就直接采取强制措施。
到达孙松母亲购买的房子附近，两名执行法官身着便装，不断询问小区的住户，最终找到了孙松母亲那套房子的具体位置。紧接着，其他执行法官和法警迅速赶到，人员到位之后，执行法官开始叫门，让法官感到十分惊喜的是，开门的正是消失了六年的孙松。
执行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事不宜迟，执行法官立即将孙松带回法院进行讯问。面对执行法官，孙松拒不承认他这么多年，是有意逃避履行法院的判决。而且，坚持自己没有任何财产，没有赔偿能力。在讯问中，孙松说他已经尽力了，这些年他过得也很艰难，一直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可是，孙松真像他所说的，已经竭尽全力了吗？法官突击检查了孙松的手机，结果有了新的发现。执行法官发现，孙松的微信和支付宝，绑定的都是他母亲的一张银行卡，而且交易十分频繁。
看来冻结孙松的银行账户，并没有影响孙松的日常的经济活动。而且，孙松家的经济条件，也并不像他所说的，根本无力支付事故赔偿。孙松夫妻名下虽然没有任何房产，但是，孙松的父母一共有四套房子，除了他们一起居住的那套，其余三套全部用来出租，仅月租金就上万元。
六年里，孙松在家人的庇护下，想方设法避开了执行法官的追查，名下没有任何财产，日子却过得可以说是有声有色。现在，孙松虽然找到了，但是因为他名下没有财产，所以接下来如何执行到赔偿款，依然存在一定难度。讯问结束后，孙松因拒不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被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依法拘留。司法拘留期间，经过法官的批评教育，孙松与他的家人都表示愿意尽力配合法院的执行工作。
2017年2月16日下午，武汉市江岸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将孙松支付的最后17万9千余元赔偿款交给了于亚楠的母亲，第一份判决的57万余元赔偿款终于执行完毕。然而接下来，执行法官仍然感觉不到一丝轻松，因为这57万余元只是事发前两年孙松需要支付的赔偿款。2016年，于家人第二次起诉孙松，索赔这几年各项费用的案子也已经有了结果，孙松又面临51万余元的赔偿。而且今后每隔几年，于家还会继续起诉索要后续的各项费用，还会不断产生大笔的赔偿。这对两家人可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包袱。
执行法官借于亚楠的母亲来领执行款的机会，把孙松也约到了法院，想从中进行调解，看双方能否就于亚楠今后所需各项费用，达成一个一次性解决的方案，虽然这次调解双方没有达成一致，但是这起陈年积案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当天的调解结束后，临走时，孙松特意向于亚楠一家真诚道歉，表示要痛改前非。
整个湖北省法院系统，近几年，为了破解执行难题，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益能够实现，也在不断丰富执行手段，成效显著。来北京参加两会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李静院长特地接受了本栏目的采访，介绍了2016年湖北省法院系统破解执行难的一系列举措。
李院长说，湖北省集中开展专项的执行活动，通过限制高消费，限制贷款等方式，加大信用惩戒力度。严厉依法打击拒执犯罪。联合有关部门，进一步构建网络查控体系，提高执行的效率。此外，湖北法院系统还进一步加强执行指挥中心建设，形成全省统一管理，统一指挥，统一联动的快捷的执行指挥系统， 2016年全省法院一共执结案件是13万多件，同比增长了38%。
执行是保障司法公证的最后一道关卡，这几年，执行难问题已经引起了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并推出一系列举措，下定决心要彻底破解这个难题。针对破解执行难目前的现状和下一步的工作，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接受了本栏目的专访。
他说破解执行难，目前主要依靠三项重要措施。“一个方面，针对查人找物这个难题，我们建立了一个覆盖全国和基本的财产形式的网络化的查控系统。我们基本上破解了查人找物这个难题。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出台了相应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制度，对失信被执行人进行联合的信用惩戒，使他们一处失信，处处受限，逼着他去主动地履行债务。第三样措施呢，针对财产变现难，效率比较低这种情况，我们大力地推行网络化的这种司法拍卖模式，极大地提高了我们这个财产的变现力。”
距离最高人民法院周强院长作出的，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庄严承诺已经过去了近一年，2017年法院系统将继续扩展查控范围，提升查控力度，进入更加艰苦的攻坚阶段。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说：在2017年上半年，我们就会把中心城市，沿海城市和旅游城市的房地产纳入到网络化查控的范围之内，会把各种金融理财产品，纳入到我们查控网的范围内，这就是从手段上，要有一个大的提高。
执行难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诚信体系的缺失，而法院执行当中所建立起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和相应的惩戒措施，必将震慑各种失信的行为，对社会诚信体系的建立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反过来又会给法院的执行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执行难在不远的将来，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