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僧伽归来
唐龙朔二年，一位来自西域的僧人僧伽一路东行，在长安和洛阳度过一段不长的光阴后，最后辗转来到了江淮一带的名城泗州。正是在泗州，僧伽成就了他弘法传道的事业，成为了江淮乃至江南一方观音菩萨的化生，也让泗州成为了名扬天下的佛教圣地。
2012年夏天，南京博物院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一年多的发掘，泗州古城渐渐显露出它的身影。考古人员急切的想寻找到曾经名扬天下的泗州普照王寺。因为这座寺院的肇建者正是僧伽，寺院里还有曾经高高耸立的灵瑞塔。
公元710年，唐中宗景龙四年，83岁的僧伽大师圆寂于长安荐福寺。唐中宗采纳了大臣们的意见，敕令奉大师归葬泗州城，为迎接他的金身归来，泗州城修建了香花门。
考古人员发现了香花门遗迹，香花门南依淮河，被一片葱茏的庄稼覆盖。
为归葬僧伽，唐中宗特命在普照王寺建造13级宝塔，命名为灵瑞塔。相传当时泗州灵瑞塔是当时中国最高的佛塔，受到四方僧众的敬仰。南京博物院的考古人员经过发掘，发现千年古刹的灵瑞塔基础，就掩藏在一片农田中。
江山更迭，在僧伽身后的漫长岁月里，他的盛名在民间口口相传，甚至被赋予了一种神话色彩，被认为是观音菩萨的化身。2005年冬天，江苏省的考古人员在江阴市青阳悟空寺华藏塔的地宫，发现了唐代高僧泗洲僧伽大师的真身舍利。和这位大师一同而来的，还有历经千年风雨的泗州城。
第三集：命运抗争
公元1127年，金军饮马黄河，攻陷了北宋都城汴梁，宋钦宗和宋徽宗被押往遥远的东北。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靖康之难。偏居江南的南宋朝廷任命一个叫杜充的将军守备汴京。杜充决定用黄河水淹没南下的金兵。黄河水没有阻止金兵的步伐，反而一改原来向北的水道，转而向南流去。这就是历史上的“黄河夺淮”。淮河边曾经繁华富庶的泗州，从此被黄河水患缠绕，也注定了它最后的结局。
此时淮河岸边的泗州，除了水患的威胁，还有接踵而至的兵祸。泗州由帝国腹地的繁华之地，变成了两国交锋的前哨。因为汴河而兴盛的泗州城，兵祸与水患交替，开始了它命运多舛的旅程。
在泗州城的香华门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条由石板铺成道路，奇怪的是这条道路高度居然是在城墙的半截腰上。这显然是泗州人为抵抗水患，一次次在对城垣进行填高和增筑。
泗州城遗址出土的文物，破损程度十分严重，考古专家推断这很有可能与洪灾有关。进入明朝，面对羁傲不逊的黄河，明政府面临着双重的挑战，尽管泗州城此时已经失去了漕运枢纽的意义，但泗州城也是朝廷必保的一座城，因为这里有皇族的祖陵——明祖陵。
在唐宋时代帝国广袤的国土上，泗州城曾经是一颗耀眼的明珠。唐宋大家都在景致秀丽的泗州留下了他们的足迹。然而，斗转星移，随着黄河与淮河水灾的频繁发生，文人墨客对于泗州城的咏叹，变成了一曲悲壮的抗洪保城的悲歌。
第四集：大河沧桑
江苏淮安，有着“中国运河之都”的美称。明清两朝，正是为确保国家的经济命脉——京杭大运河的漕运畅通，最终让泗州城沉没于滔滔洪水之中。
进入明朝万历年间，黄河水患有愈演愈烈之势，运河连年被冲断，漕运受阻。实际执掌朝政的内阁首辅张居正，急调潘季驯前来救急。此时，潘季驯面前横亘着两个世界级的难题，一个是确保大运河的漕运畅通，这是明朝赖以维系国计民生的生命线。另一个就是黄河的治理。治黄最难的，就是因为泥沙淤积。
潘季驯决定加高洪泽湖的高家堰大堤，将淮河水拦蓄在洪泽湖，以提高洪泽湖水位，使得升高的淮河清水从清口处倒灌黄河，同时也解决了运河的缺水与补水难题，潘季驯正式向朝廷递交了一份名为《两河经略书》的奏章。潘季驯的治河举措保障了漕运，也暂时解决了泗州城与明祖陵被水冲毁的危险，但为日后埋下了祸根。日渐淤高的洪泽湖，成为泗州城最终被洪水吞噬的根源。
清代，在黄河、淮河、运河灾害严重的形势下，康熙帝起用了安徽巡抚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继承了明代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治河策略，泗州城命悬一线。就在泗州城已经万分危厄之际，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依然眷恋着自己的故乡，不离不弃。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经历了与洪水搏斗的难捏光阴，江淮名城泗州已经走到了它生命的最后时刻。
淮河岸边，泗州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深埋地下三百多年的泗州城展露在世人面前。一座小小的泗州城，它的背后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