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玉英是一个普通却又声明远扬的农村老太太。说她普通，是因为她和其他人一样，在这片富足的土地上以务农为生，生活了一辈子;说她声明远扬，是因为她好给人说媒，周围的区县，甚至再远些的城市，对她姚老太太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说起“大王西村爱说媒的姚婆子”，小孩子们都能说出个一二来。
今年75岁的姚玉英，家住陕西省西安市户县大王镇大王西村。娘家在临近的大王东村，家里共有五个孩子，她是家里最小的孩子。12岁时，在媒婆的蒙骗下，被父母以差不多60斤棉花的礼钱，定亲给了西村一户人家，丈夫比她大30多岁，而且从来没见过面。15岁那年，丈夫家来人接她到婆家完婚，在去婆家的路上，姚玉英试图跳井自尽，但是被跟着的人给救了上来。在婆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怕她逃跑，婆家的人晚上常会把她的手脚用绳子给绑起来，而且经常会因为各种原因挨打。
那个时候“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出嫁之后的姑娘是不能再回到娘家的，姚玉英在婆家受的苦自然娘家人是不知道的。1949年全国解放了，受了四、五年的苦之后，姚玉英终于迎来了翻身解放的日子，当上了民兵监长，并向公社提出要和丈夫离婚。到了1950年的时候，公社下了判决书，宣判姚玉英和丈夫的婚姻结束，至此，她才跳出火坑重获自由。离婚之后的姚玉英在同村的姐姐家住了下来。后来经人介绍，认识了比自己大两岁的第二个丈夫，姚玉英并不嫌弃丈夫家里穷，在1952年的时候和丈夫结婚了。丈夫家虽然条件不好，但是生活却很幸福温馨。
1978年，丈夫突患心肌梗塞，单位领导来接姚玉英的时候没敢直接和她说实话，只说老伴生病了，让她去医院看看。当时她还在忙着剥玉米，觉着丈夫没事，心里惦记着农活不愿意去。在领导的一再劝说下才到医院去看望，但是丈夫已经不行了，一了解到丈夫的真实情况，她当时就晕倒在医院里，最终也没能和丈夫说上一句话。丈夫去世的时候，姚玉英只有四十七、八岁，几个孩子的年纪也不大，两个儿子在部队上当兵。为了孩子们，她谢绝了所有给她再介绍相亲的事情，在家中专心照顾婆婆和女儿。
姚玉英从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开始给人家说媒，她觉得自己在旧社会受了媒婆的坑害，受了很多的委屈，想在新社会的时候为年轻人们牵线搭桥做好事，这样做自己心里也踏实和高兴。她觉得虽然社会讲婚姻自由、恋爱自由，但有时候还是需要一个牵线搭桥的中间人，来拉他们一把，帮着孩子们和家长沟通，做家长们的工作。
找她说媒的，有本村的，也有外地的，十里八村都知道大王西村有个爱说媒的“姚婆子”。有家长来找她给自己的孩子介绍对象的，也有两个年轻人自己恋爱了，来请她和双方家长做工作、打招呼的。几乎村里的婚事她全包了，镇上开了家婚介所还请她去帮忙当顾问。
姚老太太说媒从来不收钱，而且是实事求是，从不隐瞒和夸张什么，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所以有谁家的孩子到了该谈对象的年龄，家里大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让她来给找个合适对象。姚玉英觉得这说媒讲究“嘴会说，心要大，想得开”，不能小心眼，不能因为人家说了不好听的话就打退堂鼓了，要“坚持不懈”，一次不行去两次，两次不行去三次，最后总能把这婚事给说成、说好、说得双方都满意了。
在姚玉英眼里，两个人能不能成夫妻，并不只是看双方的家境如何，是不是“门当户对”，最重要的是双方的感觉和“夫妻相”。老太太说媒的本事那可是无人能比的，再难的婚事，只要找到她门上了，那您就放心吧，这事啊，准成!
今年61岁的闫师傅，1968年经姚玉英介绍和妻子结婚的时候一贫如洗，丈母娘还曾经嫌弃过他，作为媒人的姚玉英为此可没少费工夫，一个劲地灌输“富也能变穷，穷也能变富”的道理，使这两口子如愿结了婚。现在的闫师傅早就摆脱了贫困，孙子都快成了小大人了，可说起当年的事来，还是念念不忘，一个劲地说“如果没有姚大姐，到现在我没准儿还是光棍呢”。
老赵是姚玉英说媒过程中另外一个有过曲折过程的人，陕西当地结婚有要“分分元”的习俗，如果不给的话，那这新媳妇可就别想顺顺利利娶进门。就因为这“分分元”，老赵的婚礼就受到了“考验”。这回又是姚玉英，顶着大风雪到姑娘家去做工作，劝说姑娘的妈妈，不要把钱看得那么重。最终的结果，不用说肯定是大团圆结局了。类似的故事在姚玉英说媒的50年里是数不胜数的。
姚玉英说媒，不光管结婚前的事情，结婚之后谁家要是闹点矛盾什么的，只要她知道了，一准儿会到人家家里去做工作，当个调解员。甚至还为了这小两口的幸福，跑到法院去找庭长撤案子。她这么做可不是为了自己，为的是别人家庭的稳定和幸福。在她心里，只要自己还能动，就要给别人牵线搭桥。这么多年，她最大的幸福就是给年轻人们说媒，最大的感触用她的话来说就是——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