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不变的执著 ——“山村摄影家”李天炳
“嘭”——一声枪响，划破了沉寂的夜空。
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从一座土楼的后窗翻身跃下，肩上扛着一个黑乎乎的木匣子，迅速消失在夜色笼罩的大山里……
这是发生在1948年的一幕，60年过去了，这个画面依旧清晰地印在福建华安福田村李天炳老人的脑海里。
1946年，一位英国摄影师受雇于国民政府，为这里的村民拍摄“良民照”，当时的老式照相机个子大、斤两重，他便雇佣了当地一个12岁的少年扛机器，交换条件是教这个少年如何拍照片。一个支架、一个黑匣子、一块黑布，只要“咔嚓”一声，人的面容就可以印在一张纸上……少年被这个叫做“照相机”的东西深深吸引了。他跟随英国摄影师穿行在闽南的大山里，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神奇的黑匣子，他在心里默默记下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环节。可是没过不久，完成工作的摄影师回国了，也带走了照相机。少年心中的全部梦想似乎也在那一刻黯淡了下来。
经过多方打听，得知漳州市有人卖二手相机，少年连夜赶到漳州。那个相机居然和英国摄影师用的一模一样。他看着相机上的每一个按钮、每一个部件，脑海里浮现出英国摄影师一步步操作它们时的景象，慢慢的，照相机前的英国摄影师换成了他自己。他想买走这个照相机，可照相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绝对是稀罕玩意儿，那是有钱人用的东西，要50块银元。由于父亲早逝，少年和母亲耕种几亩薄田为生，别说50块银元，就是5块银元，他也拿不出啊!怎么办?一狠心，少年做出了一件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事：偷偷把家里耕地的牛卖了。
用一头牛换到了一台相机，少年终于如愿以偿。可家也回不去了，他无法面对母亲。此后，少年扛着相机走乡串寨，每到一个村寨，他就找一户人家住下，为村里的人拍照。年轻的姑娘们来照的最多;也有老人来找他照半身像;还有不少人家需要拍全家福……半年时间，少年就赚出了一头耕牛的钱。
回到家，他继续为十里八乡的人照相。那个时候，在偏远的小山村里有人能拥有一台价值一头牛的照相机，无疑是天大的新闻。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开了。传到土匪的耳朵里，他们开始打算盘了，这里既然能有照相机，就必定隐藏着大户人家。
土匪来了，17个人，人人手里拿着枪。少年知道土匪们是冲着照相机来的，他怎能把自己视若珍宝的东西留给土匪?于是就有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
这一役，因为乡亲们的团结，土匪没有得逞。可他们没有善罢甘休，随后又纠集大队人马将小村烧了个精光。家园不在了，少年知道这“匪事”皆因自己的照相机而起，不忍心再连累乡亲，便自己住进了远离村庄的大山里。这一住，就再也没有搬回来。
少年的名字叫李天炳。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他依然能清楚地向我们讲述他和相机的这段传奇故事。搬进大山的李天炳，由于交通不便，出门照相都是徒步翻山越岭。六十多年来，李天炳走遍了闽西南山区的300多个村庄，行程22万多公里，为乡亲拍照30多万人次。磨破的草鞋、拖鞋、解放鞋有100多双。在不通电的偏远山村里，他因陋就简，利用原始设备，一直采用自然光拍照、冲洗、晒放照片，开门就曝光、被窝里就是暗室。
半个多世纪的光影流年里，这些照片定格的喜怒哀乐成为了历史大河波涛汹涌的一个见证。
1958年，李天炳结婚了，他给自己拍了一张“彩色”结婚照。所谓“彩色”就是给黑白照片涂上水彩，红脸蛋、红嘴唇……后来，这种“彩色”照片一直流行了很多年。
改革开放以后，李天炳和村里其他人一样，也开始搞起了家庭副业，妻子养的猪、鸡、鸭、兔子，每年能有一万多块钱的收入。农村的经营越来越多样化了，人们手里有了富余的钱，也就越来越关注精神生活。村民们经常会集资请一些戏班子来演出，李天炳的镜头也开始对准这些舞台上演戏的人和舞台下看戏的人。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李天炳的照片里，开始出现骑自行车的小女孩、穿皮夹克的小男孩、烫花卷头的女青年、穿牛仔裤的男青年……而他的照片里还有一些东西正在消失。崎岖的山路，变成了平坦的公路;低矮的茅草房，变成了两三层的楼房……还有越来越多的服装经营部让家庭用的缝纫机逐渐尘封在历史的记忆里……新鲜的事物在一点点改变着中国农村人民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无疑将是更大的社会变革。
1997年，时任《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的焦波来到闽南山区，用手中的相机将李天炳和山乡里的故事传播了出去。李天炳的相片记录了闽南山区数十年的变迁，而他自己的故事也因此成了颇具新闻看点的素材。
1997年12月，李天炳被吉尼斯总部评为世界上“用自然光拍摄、冲冼底片、晒放照片时间最长的人”。紧接着，日本、美国、意大利、英国、德国等一百多家新闻媒体接踵而至，对他进行报道。此后，他又被授予“中国老年金奖艺术家”称号，并被收录在《世界名人录》、《中国摄影家全集》等数十本辞书中。他还成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北京开影展的山村摄影师。在山寨中奔波大半生的李天炳终于有机会出山见见世面了，老爷子坐飞机到了北京，看了天安门，逛了故宫……
如今，他依旧一个人住在家乡的老屋里。虽然七十多岁了，他还坚持种着门外的五亩地，自己做饭，自己生活，扛着那台已经一百多岁的老相机行走在山间小路上，依然健步如飞。偶尔还会给乡亲们拍拍照，只是相机太老了，专用的胶卷和零部件已经很难再买到。
六十年，他用相机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山村建设和人民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这也是半个多世纪中国的成长印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