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城内外》是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远方的家》栏目推出的第六部百集系列节目。以追溯长城遗址为叙事起点，在探源的过程中，记录长城沿线居民的人生故事和梦想愿景，将“长城”这一强有力的国族符号内化于平凡百姓坚韧朴实的日常生活中，以此深入探寻中华民族精神脊梁的锻造轨迹和它在当代中国的继承发扬，生动具体地向世界传达中国人勇于创造、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本文着重分析《长城内外》系列节目的主题立意、叙事手法、历史视野，旨在阐明我国电视纪录片人文精神的回归及其深刻的社会价值，凸显大众文化形态的媒介影响力和当代纪录片对历史记忆的重构功能。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长城内外》以长城的历史为经，以现存的长城遗址为纬，不仅拍摄沿途的自然风光、民族传统、历史遗迹，还以生活化的视角记录长城沿线居民的当下日常与文化变迁。对大时代背景下平凡百姓的故土家园和人生变化的着力描摹使得该系列节目饱含人文关怀，引发观者的情感共鸣和民族认同。
一、《长城内外》的人文情怀：立意家国 平视众生
“远方的家”栏目推出的系列节目《长城内外》借长城遗迹的探寻，讲述了长城沿线人民的生活故事，通过展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件件具体的事情，聚焦的是中国人的当代生存境况以及中国的习俗、道德、伦理等文化形态。
“‘人文’ 所涉及的是对人的思考与终极关怀,人文精神的形成与变革无不深刻影响着一种文化、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它能以形而上的特征直指人的生存本质, 直探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的核心，具有塑造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功用” 。纪录片自诞生之日起，久历起伏，定义繁多，究其本质，则可归结为一门关注人、表现人的生存状态、人的性格命运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艺术。我国取材长城的纪录片为数众多，这一方面是由于长城极为复杂而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历史上，长城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见证了刀光剑影、金戈铁马的战斗搏杀。以抗战为例，面对异国铁蹄的践踏，长城成为中华民族抗击日寇侵略的重要军事屏障，在“最危险的时候”，长城成为团结和凝聚民族力量的符号，长城不仅仅是我国最伟大的工程之一，也代表了民族的脊梁，代表了中国人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另一方面，由于在国际社会及跨文化传播领域，长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东方文明中璀璨的华夏文化。无论是对内的凝聚民心还是对外的国家形象宣传，长城都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和精神指涉。
在《长城内外》系列节目中，长城不仅仅是一个具有国族意义的地理标识，更是广袤国土上百姓生活的具体环境；不仅仅是一个饱含社会记忆的历史符号，而且是正在发生和久不间断的众生百态。通过对具体的人的关注，对生活事件的描述，纪录片完成了“长城精神”的转化：向内融于平凡人的坚守和韧性，向外凝于中华民族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以前五集为例，节目分别以“万里长城，东起虎山”，“徒步辽东边堡”，“长城脚下是故乡”，“满族故里，启运之地”，“辽东明珠——抚顺”为标题，暗含的主题则是“长城内外，丹东人珍视有山有海的家园”，“长城永存于人心”，“触摸本溪的长城，就能感受和见证它的历史”，“保护长城遗迹，守护满族传统”，“长城的功能几经变化，长城的历史仍在继续”。看似紧密围绕长城历史的标题下，却始终蕴含与长城或直接、或间接相连的人物故事。第一集有保护珍稀鸟类的大型观鸟园，第二集探讨奇石珍宝的继承人问题，第三集展示农家的绿色食物产业，第四集再现满族民俗和严谨礼仪，第五集追问抚顺的煤矿转型……《长城内外》在探寻历史遗迹，展现风土人情之上更进一步探讨了生态保护、文化传承、绿色产业、民俗传播及工业转型等重要问题，体现了节目深切的人文关怀和对我国现实发展问题的关注，这一深刻的立意不诉诸高深的解说或者晦涩的表意镜头，而是高度融于长城沿线村镇百姓的述说中，融于民俗园、庄稼地、农家小院、街边餐馆等市井生活中，在引导观众迅速理解节目的信息并产生共鸣的同时，以对地区百姓的陌生化解读引发观者思考。
二、《长城内外》的人文叙事：结构完整 线索多元
电视纪录片的结构，即素材的搭配与排列的方式。现代意义上的电视纪录片结构, 不仅是镜头之间、镜头与段落、段落与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外在秩序的统一, 同时也是创作者根据生活规律和主观体验感受, 以各种手段有主次、有层次地安排纪录片内容, 并使之成为严密、有机整体的行为过程。这一过程首先要完成的是纪录片叙事层面的完整，没有结构的“记录”是无效的；无法传达的“表意”是徒劳的。在具体创作过程中，纪录片的结构与表意方法紧密结合，完成对主体的叙事表达。
《长城内外》采用中心线串联的结构，将繁杂的拍摄素材和众多人物自然糅合成一条主线，通过长城沿线的行走，将一个个看似与长城联系不大的人物故事串联起来，逐渐汇成长城内外的真实情态。长城这条主线不再是需要刻意强调的地理概念，而是故事发生的地点，人物生活的环境，隐藏在百姓坚守事业的故事中。将“长城是什么”、“长城怎样影响现代人的生活”这些宏大命题娓娓道来，体现出当代电视人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层反思。与1990年代具有开先河意义的纪录片《望长城》相同的是，主创人员用镜头近乎自然地记录正在进行的事件；不同的却是，《长城内外》引入“出镜记者”这一电视新闻节目常见的叙述主体，也是《远方的家》特有的表现元素，采用“纪实+体验”的形式，将记者的体验式采访纳入叙事主线中，一方面展现了节目记录过程的真实性，另一方面则强化了面对面的人际互动，使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拉近了观众与纪实影像的距离。在第一集《万里长城，东起虎山》中，记者走进辽宁丹东宽甸县朝鲜族乡三道河村，“偶遇”65岁的金玉子，其父在村头办了一个朝鲜族民俗风情园，金一家在民俗园中接待摄制组并亲自制作朝鲜传统美食“冷面”。镜头完整地记录了打面、压面和煮面的全过程，保存了事件的“场”信息，使得观众自然而然地了解了当地的民风民俗。第二集是《徒步辽东边堡》，当地村民直接找到记者，主动要求面对镜头述说儿时的“长城记忆”，代入感极强。观众既可以跟随记者去体验沿线生活，也可以参照被摄对象的视野，拾捡珍贵的历史碎片。
节目以长城溯源、记者体验、学者讲解、村民讲述为主要的叙事线索，结合解说词，纵横穿插，在每一集人物引入、内容展开和转场时，手法细腻多元。如第二集《徒步辽东边堡》，记者跟随丹东学院刘同顺老师探寻古堡遗迹，镜头的实时跟随与解说的历史信息补充交织起来，使得叙事节奏紧凑扎实，而正是在寻访遗迹的过程中，以长城御敌功能引到近代战争，自然钩沉出宽甸大捷的往事，并引出宽甸当地的珍宝“玉王”，继而发掘出当地玉雕人才匮乏这一问题。45分钟内，故事层层展开，叙事逐渐深入，一气呵成，衔接流畅。符合大众传播规律并时刻体现对“人”的力量的关注。“好的纪录片总是从真实的生活中采撷素材，用生活自身的形态来阐释生活，抒发情感，升华哲理，可以使观看者的视野超越他所生存的狭小空间，去发现并了解这个广大世界中的优秀个体，接受他人生命的启示，享受生命的美感，体验对人的尊重” 。
三、《长城内外》的人文价值：重视百姓解读，重构历史记忆
阿兰• 罗森萨尔在《纪录片的良知》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纪录片的作用是阐明抉择、解释历史和增进人类的了解” ，纪录片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不仅体现在对风土文化的记录和表达方面，还体现在敏锐的历史意识和对典型场景的抓取方面。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电视纪录片长于写实和叙事，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像下，其在展现历史意蕴方面出现了两个转变，其一是新史学观的影像实践越来越多的体现在纪录片创作和表达中；其二则是微观视角的民间语态逐渐分立出来，与传统宏观视角的政论语态形成鲜明对比。
具体到《长城内外》节目，即是“长城”这个符号所指涉的民族情感，家国情怀融于微观层面自下而上的叙述表达中，引起观者的共鸣，成为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唏嘘与感喟，交织出个人与历史，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双重体认。历史学家陈新曾指出，“人是历史的人，因为他总是属于某个民族，并被外在于他个人而又源于整个民族的力量支配。如果说共同的情感是形成一个民族的必要条件之一，那么，这种共同的情感就产生于这个民族共同拥有的历史，即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集体实践的历史” 。
谈到历史研究时，陈寅恪有个讲法：“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在《长城内外》这个历史命题里，以往在有关长城的讲述中，被覆盖在长城——这个家国符号之内的、普通人的当下生命轨迹，被以特写的方式凸显。“古为今用”，尽人皆知。但用什么？怎样用？1990年代初期的《望长城》，制作于中国改革开放第10年之际，彼时，中华民族的复兴开始看到了希望，曙光初露。于是，《望长城》讲述长城与中国历史的视角便聚焦于华夏民族本土的历史连续性。此次新版长城，完成于改革开放36年之时，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城内外》讲述的方式随之融入了当下的国际化表达。
《长城内外》在拍摄从山海关到嘉峪关这些通常旅游观光客可到达的长城名关之外，努力还原大明朝8815.8公里的 “九边十一镇”驻防军制沿革全貌，再现隐身深峡险峰中的辽宁、内蒙古、山西等地“老边墙家族”，并将拍摄范围延伸到新疆、湖北、河南等以前节目所少有涉及到的长城遗址所在的地域，纵横跨越万里疆土，展开一幅笔墨饱满的文化长卷。所涉范围甚广，全景展现中华大地上长城遗址全貌。与此同时，《长城内外》还设立专题，对中国境内近年流传的民间俗称的类似长城遗存——湘西“南长城”、重庆世界第一堡城等发起探讨，并和国家文物局已公布的长城进行特点情境比对。这种严肃却并不古板的历史态度正是纪实作品的文化感召力所在。
另一方面，《长城内外》深入我国基层及边缘地区，切近百姓生活，以寻找古长城为线索，以长城沿线人们的生活故事和不同地区的自然人文风情为载体，记录摄制组旅行途中观察到和偶遇的一个个故事，立体展示长城沿线的过去、当下，最终关照的是当代中国人的生存境况。这其中寻常百姓的口述及学者的介入式参与不可忽视，正是这两个角色补益了整个节目的历史厚度。如第三集《长城脚下是故乡》，时年55岁的《本溪日报》主任记者莫永甫因年轻时写过一篇有关本溪历史的文章而与长城结缘，此后研究本溪历史长达15年。在他的带领下，记者找到了保存明代石狮子的当地村民牛立臣，解说词是“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已逐渐减弱，近年来，镇里的农户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耕种的同时也在尽力保护墙砖”，镜头聚焦到这座历尽沧桑而被村民完好保留的石狮子，大有一番“飞入寻常百姓家”的况味，百姓对旧物的珍藏体现了对国家历史的珍视，十分动人。正如学者吕新雨所言“历史不能为所欲为，这就是纪录影像的意义，它见证历史，打捞历史的证据，使得有可能沉沦的历史重新浮出，进入到历史的光亮中来，所以，纪录片富有这样的历史使命，就是记录有可能沉沦的却有价值的东西。” 《长城内外》在每一集中都有大量的重述历史片段，镜头里往事如潮涌来，丰富的历史信息扑面而至，鲜活的记忆中饱含着浓厚的人文气息。《长城内外》内含的厚重历史感由此举重若轻地自然流露。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 提出“新历史主义”这一概念，他表示“新历史主义首先是一种对既定规范和程式的动摇，一种对不同意见与永无厌足的好奇心的整合” 。《长城内外》凭借开阔包容的历史情怀秉承了新历史主义的自觉，广泛吸纳史书文献、百姓口述、学者研究等历史资料，更新了观众的历史记忆，客观上引导观众对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产生新的解读。
结语：无论从动机、文本还是功能层面，纪录片的创作和传播都离不开“人”的主体性参与，如果说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第一要义，那么人文精神则是纪录片的独特品质。这种人文精神，即是对普通人生活状态、情感的关怀，是中国电视纪录片崛起并真正成为电视人自觉追求的内在缘由。纪录片人文关怀的阐述，正是通过以人事蕴藏文化，将历史融入现实，纪录片将生命、生存、生活关联起来，透过一些个人化生活内容的展现，典型环境的描摹，再造对于生死、善恶、美丑等人类通感的人文价值的体验和感悟，由此营造出一个源于现实生活又有别于现实生活的充满人文精神的空间。
在媒介融合的当代，依托电视、网络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纪录片得以将真实的、长时间积累下来的生活素材带入大大小小的屏幕中，民众的真实生活、人生故事和生存环境被纳入更加深广的传播流中，进而反哺社会文化的建构。
《长城内外》摄制组行走在普通人的生活中，在群像中找寻当代人对国家的理解和认同。草原、大漠、雪山等奇雄风格和当地的淳朴民风之所以能够引发观者共鸣，在于创作者不以某个权威的角度垄断对事件的阐述，而以其平实立场捍卫了观者对纪录片的信任，它是对主流价值观的隐形自觉表达。更难能可贵的是，它超越了当代喧嚣浮躁的媒介和文化环境，展现了踏实、沉静的记录态度和深蕴民间的坚韧精神和文化传承力量，达成了对于“长城精神”的时代解读。（张雅欣 王 彬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