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物】

　　谭凤琴

　　马香兰 谭凤琴母亲

　　王曙辉 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政委

　　闫新河 昆明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民警

　　邓刚 昆明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教导员

　　李琴慧 张璐母亲

　　张倩

　　张璐

　　陆聪 船房小学校长

　　颜学忠 民德学校校长

　　张青全 张璐父亲

　　谭凤琴父亲

　　吕波

　　卢迈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陈丽华 船房希望幼儿园园长

　　高万红 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

　　欧中英 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学生

　　李雯霞 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学生

　　央视网消息：在以前的报道当中，我们曾经多次关注过留守青少年，与父母的分离使他们在生活上、心理上都陷入了困境。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都认为与父母在一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之一，然而一旦他们真的跟着父母来到城市，从留守青少年变成流动青少年的时候，他们如何在家庭新的学校和城市当中寻找自己的位置？他们是否会被城市所接纳？在这里他们又会面临什么样新的困境呢？

　　同期：你来，自己来找我，看你找得到我不。

　　这个夜不归宿的小女孩名叫谭凤琴，不满十岁，上小学二年级，她晚上不回家时会到夜市收摊后的空货柜里睡觉。

　　记者：你经常在这里睡啊？

　　谭凤琴：嗯。

　　记者：睡过几次？

　　谭凤琴：一两次。

　　记者：为什么在这儿睡？不回家为什么呀？

　　谭凤琴：怕爸爸妈妈打。

　　记者：你在这里边睡冷不冷？不冷啊？

　　马香兰：有时候我们出去找，找得心都烦了，有时候去睡着了，有时候早晨五点钟才找得到。

　　谭凤琴晚上不回家的原因是怕父母打她，母亲说打她是因为她不完成作业，有时还拿别人的钱。

　　记者：拿人家的钱怎么拿法？

　　马香兰：去我堂哥家不是那个儿媳妇放的100块钱放在桌子上面，我侄姑娘过来，她说姑，你家那个大的姑娘跟我嫂子拿了100块钱，也问了五六次都不说，我回去拿那个衣架打她，最后那100块钱是她拿的，承认了。

　　记者：后来那100块钱她花了吗？

　　马香兰：花了5块。

　　记者：花了5块钱，买什么了？

　　马香兰：玩那个游戏。

　　记者：玩什么游戏？

　　马香兰：外面那个小孩子玩的，捶那个乌龟啊，那些人，捶那个5块钱。

　　谭凤琴的父母从四川到昆明打工，现居住在昆明市西山区船房社区，这里是以流动人口为主的城中村社区，主要聚居着来自四川、贵州、重庆等省市和云南一些贫困地区的外来打工者。

　　王曙辉(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政委)：这个社区过去流动人口的小孩丢失、青少年走向犯罪以及被侵害的情况时有发生。

　　记者：你们什么时候留意到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类似这样的青少年他走向歧途，甚至犯罪这种特征开始出现。

　　王曙辉：应该是流动人口集中以后这个情况就时有发生了。

　　2013年2月28日，昆明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接到船房社区一名12岁小学生的报案，这个小学生称自己被同学4次抜毛，涉及现金700多元。

　　记者：拔毛当地什么意思？

　　闫新河(昆明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民警)：实际上就是抢钱的意思。

　　记者：这孩子多大？

　　闫新河：才13岁。

　　根据举报，拔毛的学生在船房某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民警去该校了解情况。

　　闫新河：有没有向其他同学借钱或者要钱？

　　学生：没有。

　　闫新河：从来没有给过吗？

　　学生：只有一次，上次我们在那儿玩的时候，她们都说肚子饿，好像她拿了20块钱说一起去吃东西。

　　闫新河：拿给你的？

　　学生：我们有好多个人，包括她自己也在嘛，只是钱在我这儿装着。

　　闫新河：怎么说是你会问别人要钱呢？

　　学生：我哥哥在外面混过一阵，有时候我哥哥骑着车，他会带着我出去兜风，后来她们看到了，就说我哥哥他们多屌多屌，所以个个都怕我。

　　闫新河：你说的情况跟别人反映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也不能找其他同学去索要这些钱财，你长大了这就是犯罪了。因为现在小，我们还是主要以教育为主，希望你不要做这些事情，好好学习。

　　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的扩大，原来昆明市的福海乡船房村逐渐变为昆明市的城中村，成为船房社区。2008年船房社区的外来人口只有2.3万人，现在这个数字已经翻了几倍。

　　邓刚(昆明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教导员)：你看本地人只有4308人，但是这个外地人可能有8到9万人。

　　记者：这已经多少倍了？

　　邓刚：这个大概是1：20这样的一个比例。我们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在上海的浦东，浦东是每平方公里是4万人，我们这儿是3.89万人。

　　记者：接近最高水平。

　　邓刚：对，接近最高水平了。

　　从船房村发展为船房社区，这里的居住空间越来越拥挤。

　　邓刚：原来的村子没有那么多房子，现在呢就是大家逐步逐步盖起来了，越盖越密。

　　记者：这个地方是不是最窄的？

　　邓刚：这个地方还不算最窄的。

　　记者：反正两个人错身就比较困难了？

　　邓刚：所以你得朝前走，在我们这儿看着叫一线天。

　　记者：而且一线天有点悬，等于是底下宽上面窄。

　　邓刚：这个楼层在歪，在倾斜的这个。

　　记者：你可以想象如果再往上长高一层的话，这两楼就挨上了。

　　邓刚：这楼在我们这儿很普遍，我们叫握手楼、亲嘴楼就这样来的。

　　记者：其实某种意义上也算一种危楼吧，至少它不垂直呀。

　　船房的农民自建房屋越盖越多、越盖越密，城中村交通的方便以及房租的便宜吸引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来这里租房居住。

　　记者：老家是哪儿？

　　务工人员：贵州。

　　记者：贵州什么地方？

　　务工人员：贵州织金。

　　记者：像你们这几位全都是织金的吗？

　　务工人员：是。

　　记者：在老家就认识是吗？

　　务工人员：我们一个村的。

　　记者：你是来了多少年了？

　　务工人员：我们来了两三年了。

　　记者：最长的有多少年你们老乡里边？

　　务工人员：最长的有十几年。

　　记者：十多年啊。

　　跟随父母在城中村生活的孩子们，可以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从幼儿园开始接受教育，但是幼儿园要收费，不少家长放弃了让孩子上幼儿园的机会。

　　邓刚：九年义务制教育是没有包含幼儿园教育这一块的，但是实际上现在幼儿教育这一块的费用比这个小学或者初中这个教育费用是高的，因为它每个月都有一定的收费，所以很多孩子是付不起这个费用，就在街面上来活动，这个活动也给一些不法分子造成了下手的机会，就把这些孩子拐卖了这样的一些案件时有发生。

　　船房的流动人口家庭有钱的把子女送入辖区内民办幼儿园，经济困难的选择自己带孩子。当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如果进不了公立学校，在民办学校上学，也面临收费的问题。这位叫张璐的小女孩，听说已经辍学在家一年多了。

　　记者：她经常跑到这里待着？

　　务工人员：在这里玩，烤火。

　　记者：听大人说话。

　　务工人员：听大人讲话。

　　记者：你觉得在这儿听这个大人聊天好，还是在课堂里面听老师讲课好？

　　张璐：听老师讲课好。

　　记者：好，那好为什么你不去上学呢？

　　张璐：我想到大人太苦了。

　　记者：想到大人的苦，你理解这个话吗？

　　务工人员：给大人省钱嘛。

　　记者：像她这上学能花多少钱？

　　务工人员：在这儿花得多，一个学期，每个小娃娃就是1000多块钱，她想到她爹妈找不到钱的苦。

　　记者：你们家是兄弟姐妹几个你给我讲讲？

　　张璐：5个。

　　记者：5个有几个上学的？

　　张璐：5个有4个。

　　记者：有4个上学的，你是你们家老几？

　　张璐：老二。

　　记者：这个是？

　　张璐：我妈。

　　记者：这就是你妈？那个小孩妈你也坐在这儿，我们也跟你聊聊，她刚才讲她不去上学是考虑大人的苦。

　　李琴慧(张璐母亲)：我也搞不清楚，反正她讲她成绩不好。

　　记者：成绩不好的孩子也不是一个两个。

　　李琴慧：老师爱打她。

　　记者：是因为什么事打她？

　　李琴慧：就是因为可能是迟到一分钟嘛，就拿她乱打，揪她的头发撞墙，吓得不敢去，就从那以后就不去了。

　　张璐曾在船房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整个船房有四所学校，其中一所公立学校、三所民办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在公立学校读书不用缴纳学费，而在农民工子弟学校读书，一学期要缴纳1000多元的学费。

　　记者：你准不准备将来再回学校念书？

　　张璐：我想去船房小学读，就是进不去。

　　记者：想去这个船房小学，船房小学就是你们的最近的这个的公立小学？

　　李琴慧：是。进不去，她进不去有什么办法。

　　记者：你去打听过没有？要进这个船房小学需要什么手续？

　　李琴慧：打听过。

　　记者：都需要什么？

　　李琴慧：听他们讲要包红包，反正我也说不清楚，要送礼才进得去。

　　船房小学是船房唯一的一所公立学校，由于不收学费，教学质量好，农民工子弟都愿意来这所学校学习。

　　陆聪(船房小学校长)：2012年咱们的计划招生是180名，当时实际报名的是420多。

　　记者：比如说去年180个孩子，其中有多少是属于本地户籍的，有多少是外来的？

　　陆聪：咱们船房小学地段内的孩子大概是12%左右。

　　记者：一小部分。

　　陆聪：地段外的外来务工子女差不多是将近88%。

　　船房小学有1157名学生，而整个船房辖区四所学校有近4000名学生，所以进公办学校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农民工子弟只能去收费比较高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学习。

　　颜学忠(民德学校校长)：办学条件肯定有差别的。因为公办学校它都是国家补贴，因为民办学校是自给自足。

　　12岁的张璐不上学以后，为父母分担一些家务。每天早晨，当同学们都去上学的时候，她会去菜市场买菜，然后给家里人做中午饭。

　　记者：你看她一天干什么？

　　李琴慧：干什么，游来游去的，到煮饭时间来煮煮饭，就是这样，想玩就玩，不想玩就在家。

　　张璐的父母都是清洁工，母亲因为生病没有出去工作了，现在父亲一人工作，每月收入2000多块钱。

　　记者：老张你是负责把小区的垃圾收起来，转运到垃圾站是吗？

　　张青全(张璐父亲)：不是，他们全部收到小区里，从小区里运到总站，我专门在总站装(垃圾)。

　　记者：张璐我看这玻璃窗上这几个字谁写的呀？

　　张璐：下面是我写的，上面是大姐写的。

　　记者：幸福家庭大姐写的，我爱爸妈是你写的是吗？

　　张璐：嗯。

　　张家有五个小孩。父亲平时忙着打工挣钱，没有时间照顾孩子们的学习。

　　记者：你一天的工作怎么安排的？

　　张青全：现在我是凌晨3点起来走。

　　记者：凌晨3点就走？一般几点回？

　　张青全：一般要到3点(下午)才回来。

　　记者：就是说一天之内，您有一顿晚饭跟孩子一起吃的。

　　张青全：嗯。我3点回来睡个把小时，5点钟吃吃饭，6点要走，11点才回来，11点回来孩子全部睡着了。

　　记者：孩子啥情况你怎么了解呢？比如说现在学习，学习到什么程度了？最近身体怎么样？

　　张青全：我一点点时间都没得，帮不上他们的忙，又不识字，而且他们的(作业)拿给我看，我白白地看，看不懂嘛。

　　记者：你小时候也上过学。

　　张青全：我上过二年级，上过一个学期，上过一个星期。

　　记者：二年级上过一个学期？

　　张青全：一个星期。

　　记者：一个星期？

　　张青全：对。

　　记者：你会有这种想法吗，当年自己没上学，得让孩子把这学上好。

　　张青全：对。老二没有办法，借了钱，把钱筹够带到学校去报名了，她都要跑回来，没得办法。

　　农民工在城市里多数从事一些简单的体力劳动，收入不高，要在城市里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他们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与辛劳，所以对子女的教育，他们几乎无暇顾及，此外不少农民工本身的文化程度不高，怎么教育好子女他们也显得无能为力。

　　马香兰：她不听话我就喜欢打她，我打是拿衣架打一下，一般我都不用其它的棍子打。我老公一般下手都是用钢管，打得都要打死了那种。

　　记者：每次你老公打的时候，你想不想劝啊？

　　马香兰：我劝劝不服他，一般我都不敢劝，我这里都是我老公用刀给我砍的。

　　记者：也是劝他不要打孩子的时候是吗？

　　马香兰：就是为那个老大晚上不回家。

　　谭凤琴家有三姐妹，全家人的生活靠父亲一人打工维持。

　　谭凤琴父亲：这几年娃娃一拖起也没有剩钱，我都有三四年没有回家了，很想回家。

　　记者：三四年没回老家了？

　　谭凤琴的爸爸在外做装修工，有时不能按时领到工钱，全家人的生活压力落到他一人的肩上，遇到谭凤琴不听话，很晚不回家时，承受巨大压力的父亲对她就使用棍棒教育。

　　马香兰：我说你妈带了那么个好人，我说老二老三都不像她那样，我说老大就是她不听话。

　　记者：你觉得孩子变成这样，是跟她没在你们身边长大有关系是吗？

　　马香兰：嗯。我说你妈惯侍的，惯侍上天了。

　　谭凤琴从小在四川老家由奶奶带大，上小学时才来昆明与父母一起生活。

　　记者：孩子现在在你们身边也有两年多时间了，你们打也打了说也说了，你觉得效果呢？

　　马香兰：今天晚上打了，我明天再也不了，第二天一天也不回来，也不回来吃饭，也不回来，晚上又到十一二点，一两点都不回来。

　　为躲避父母的棍棒教育，谭凤琴常常晚上在船房街上玩耍，船房外来人口多、治安状况复杂，一个不到10岁的小女孩夜不归宿，父母非常担心她的安全。同样辍学在家的张璐也让父母担忧，因为平时同学们都去上学了，张璐没有玩伴，而在船房街上玩耍的孩子，她又不能随意去接触。

　　张璐：有时候家人也不同意我跟他们玩。

　　记者：为什么呢？

　　张璐：因为他们太坏了。

　　李琴慧：那帮娃娃在这个船房就是些混混，整什么拔毛队，哪个娃娃有钱就约着去抢。

　　记者：有些孩子学坏了是吧？

　　李琴慧：嗯，不让她跟他们玩。

　　记者：对呀，张璐。

　　张璐：全都是女生。

　　李琴慧：女生，女生还不是不能像那种。

　　张璐：全都是学生。

　　李琴慧：他们那帮娃娃太坏了，确实坏，乱整。

　　辍学在家的张璐和谁玩，去哪儿玩，这是张璐母亲常常替女儿发愁的事，作为城中村的船房，房屋密集，流动人口活动的空间非常狭小。

　　在船房，外来人口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打麻将成为不少人主要的娱乐方式。张璐家在船房租了一间小房子，开起了麻将室。麻将室主要是母亲照看，但张璐中午帮家人做完饭后，会去麻将室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记者：你每天都要来开门吗？

　　张璐：是。

　　终于盼到了周末，张璐会邀约自己的同学离开船房，去附近有活动设施的比较高档的小区玩耍。

　　张璐和大姐张倩都出生在云南，但从小被父母送回贵州织金老家由爷爷奶奶抚养，两姐妹成为留守儿童，与父母相见的时间很少。大姐张倩12岁时才从贵州老家到云南和父母一起生活。

　　记者：在你长到12岁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回过老家看过你们吗？

　　张倩：回过去一次，读四年级在期末考试。

　　记者：那会儿应该对父母的长相有印象了？

　　张倩：根本就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记者：没有照片吗家里面？

　　张倩：没有。

　　记者：当时怎么见的面还记得吗？

　　张倩：他们一来就坐在家里，我走在门外面我就不敢进去，我一听到他们的声音就在外面自己哭，然后我妈出来就把我拉进去了。

　　张倩父亲的老家在贵州的织金县，这里交通不便，是贵州比较贫困的地区。张倩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没有和父母一起生活的印象，但对父母的思念却伴随着她的成长。

　　张倩：我在老家的时侯，感觉生活很苦，所以很想很想他们，跟他们相处几天后，我觉得我比以前幸福多了，开心多了，从来就没有人让我这么快乐过，这么幸福过，也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记者：还记得当时父母的哪句话或者哪个行为让你觉得自己突然幸福了？

　　张倩：全部坐在一起聊天啊，吃饭，坐在一起围着烤火。

　　来自父母的温暖转瞬即逝，仅仅几天之后，张倩的父母又忙着回云南打工了。

　　张倩：那天我刚好期末考试，我想都没有想，我就把文具盒全部丢了，用全身的力气一直在后面追追追，他们已经走了很远很远了，我就在后面一边哭一直追追追，跑。

　　记者：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走？

　　张倩：我怕，我怕失去，因为好久好久没有跟他们见面了，一见面他们就走，所以很怕。

　　留守儿童的经历让张倩很小就承受与父母分离的痛苦，现在她在船房民智学校读初二，同班同学中许多与她有着同样的经历。班长吕波告诉记者一个班的同学流动性很大，同学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

　　吕波：每个放假就代表我有朋友要离开，所以我特别害怕放假，特别是六年级。六年级的时候，人家都说放假了应该高兴，是不是，得玩了，但六年级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高兴不起来，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班六年级的时候，即将毕业的时候照的相片，但是现在走了差不多剩的只有两三个。

　　记者：一个班里面多少孩子？

　　吕波：84个孩子，因为升初中，因为学籍是不是，六年级必须得回老家考试，然后他们一回老家考试，考试后就在那里读就没有再上来。

　　吕波说自己和弟弟曾是留守儿童，现在终于与父母团聚结束了分离，但是从老家来昆明读书又要面对与同学们的分离。

　　吕波：人家都说要考试你们要升初中，应该天天待在家里面看书才对。但我们刚好相反，是天天待在外面，无论爸妈反不反对，他都说我最后一回，我要待在外面陪我这些朋友，明天就要考试了，今天晚上几个同学还说玩通宵玩通宵，一夜到亮不睡觉，第二天要去考试，带着疲倦考试，但就没人在乎过分数多少，在乎的只是我朋友走不走。

　　记者：多待一会儿多待一会儿。

　　吕波：多待一秒钟都可以，都想给对方留下一个印象，很好的印象。

　　谭凤琴原来晚上不回家时睡在街上，现在她会来到船房辖区内的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在这里的庇护所过一夜，暂时躲避父母的打骂。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是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出资，昆明市公安局西山分局承建的为流动青少年儿童提供服务的平台。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建立一个中心，帮他们有个地方去，有一个庇护所就可以使他们能够这个逃离家庭的时候得到关心。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近几年来一直关注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和成长问题。

　　卢迈：根据调查，这个2000年以后有10%的农民所谓举家外迁，就是他把子女带上了，流动人口由1亿逐渐增长。假定10%是一个比较准确的抽样，这个人数是在不断地增加的。

　　记者：如果说十几年前是10%举家外迁的话，现在这个数字是增加到什么程度了？

　　卢迈：由原来的一亿，去年达到2亿5千万。

　　记者：2亿5千万里有多少是随迁的子女呢？

　　卢迈：如果按照10%就是2500万。

　　我国有2500万以上的农民工子女随着父母来到城市生活，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现状，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筹集资金在昆明船房村进行试点，从幼儿教育开始帮助流动人口子女接受教育。船房社区曾被公安部定为拐卖儿童高发案区域，支助特困家庭的儿童上幼儿园，客观上可以减少他们在街上游走被拐卖的机会，谭凤琴的妹妹现在已经免费进入了船房希望幼儿园。

　　记者：孩子以前都是你自己带是吗？没有送到幼儿园？

　　马香兰：没有。那个时候一个月要几百块，没有钱。

　　记者：类似的这样情况的孩子，免费过来的孩子有几个你们幼儿园？

　　陈丽华(船房希望幼儿园园长)：有9个，它(工作站)是每个月把钱拨过来。

　　记者：现在已经实行了多长时间了？

　　陈丽华：两年了，马上两年了。

　　记者：有两年了。

　　陈丽华：对。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作为流动人口子女服务平台，吸引了云南高校的大学生志愿者来这里服务。

　　高万红(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这些孩子他现在存在什么问题，比如说他们讲的学业上有困难，但是没人帮忙他们，所以我们就在学校里面组织了我们社会工作专业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刚好有一个毕业实习，那么他们就以自愿者的身份来帮助他们。

　　高万红教授的学生欧中英作为志愿者在服务站辅导孩子们的学习，孩子们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她也要及时和家长沟通帮助解决。昨晚谭凤琴很晚没有回家，小欧要去谭风琴家看看。

　　欧中英(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学生)：我也不知道她今天有没有回来，昨天我来的时候，她把书包放我们服务站，我到她们家她还没有回来。

　　记者：洗衣服的是她吗？

　　欧中英：洗衣服的不是，喔，好像是。

　　记者：这么乖洗衣服呢。

　　欧中英：她在那里洗衣服，谭风琴你昨晚去哪儿了？你昨天去哪儿了？

　　谭凤琴：阿姨。

　　记者：昨天到哪儿去玩了？

　　谭凤琴：跟我们班的同学去家乐福了。

　　记者：几点回的家？

　　谭凤琴：晚上。

　　记者：晚上几点？

　　谭凤琴：八点。

　　欧中英：八点，你撒谎，我八点来你们家根本就没在。

　　记者：洗自己的衣服还是洗谁的？

　　谭凤琴：我的。

　　记者：给妈妈的衣服也洗了吗？是只洗自己的吧？

　　谭凤琴：妈妈自己洗的。

　　记者：你自己的衣服从来都是自己洗吗？

　　谭凤琴：嗯。

　　记者：真不错。她妈她是几点回来的昨天？

　　马香兰：昨天晚上我去外面找的，在街上派出所对面看电视。

　　记者：她在那里看电视呀？

　　马香兰：嗯。

　　记者：结果后来回家时几点了？

　　谭凤琴：九点半。

　　记者：昨天闺女回来你训没训闺女呀？

　　谭凤琴父亲：昨天没有训她，倒是今天把她训了一下。

　　记者：今天怎么又训了？多乖啊还洗衣服，咋回事啊？

　　谭凤琴父亲：说她我也是摇头，天天走的时候叫她回家吃饭，她就不，空着肚子。

　　记者：这样一个环境下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他如果说有所缺失的话，缺的是什么东西？

　　高万红：如果说是从家庭层面来说，他可能需要的是父母对他的一种肯定，包括给他一个爱的力量，给他一个比较好的情感支持。

　　记者：但恰恰如果父母本身也自顾不暇呢？

　　高万红：对。所以这个群体来说就是父母忙于生计，跟孩子的内在心灵世界的沟通比较少。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些亲子关系改善的服务，我们发觉孩子对家长是有意见的，家长对孩子也是有抱怨的，他们之间彼此的支持就比较弱；第二个就是来自社会，那么比如说对于拥有资源比较少的，我们讲困境当中的青少年，那么我们就需要外界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和力量，弥补他这个家庭所不能提供的。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开办了妈妈学校，为缺乏子女教育方法的家长们免费提供咨询，帮助她们面对实际生活中遇到的教育问题，此外还为青春期的青少年进行了生命教育、情绪管理等辅导。

　　李雯霞(云南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学生)：大家可能体验过各种各样的情绪，所以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围绕负面情绪学习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负面情绪。大家回想一下在你的生活经历中，有没有这样的负面的情绪影响了你的生活。

　　学生：我感觉我特别害怕放假，因为每一次放假都代表有一些朋友要离开，有好多人走了就失去联系了。在六年级的时候我学习挺好的，一下子走了好多朋友，感觉就没心学似的，就一下子学习低落了很多。

　　记者：似乎我们在考虑流动人口的时候，我们会考虑治安问题、会考虑他的家庭收入的问题，情感似乎是次而次之的问题？

　　高万红：对。这就是我们没有全人关怀的理念，我们还是觉得他只是生存是他的需要，生存完了再来解决(情感)，好像这个东西是相互矛盾的，我觉得不矛盾，那么青少年成长过程当中，实际上不仅青少年，所有人情感的需求都是非常强烈的，那么越是因为他们经常失去，所以他就越懂得去珍惜。

　　记者：那问题是现实就是这样，他的生存特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不断地流动，这种情感的缺失怎么去弥补？

　　高万红：我觉得就是说通过社会服务来说让他需要情感的时候，他最起码可以找到我在哪里可以去加油，找到一个情感的加油站，就像我们开着车，我们不可能不开车，但是你发觉车开一段它油没了，一路上都是加油站，那我还担心什么呢？我不用担心我从云南到贵州，因为一路上都有加油站，我不惧怕这个流动，所以我们需要情感的加油站。

　　同期：帮助别人或得到别人的帮助都会让我觉得很幸福。

　　同期：不管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我的家人不离不弃。

　　同期：不管自己在什么时候、遇到什么困难、什么挫折都会勇敢坚强地走下去，加油。

　　在船房读书的流动人口子女有的就出生在昆明，但是如果没有昆明户口不能在当地考大学，所以初中毕业以后，有一部分学生会回到原籍考高中上大学，而大多数学生放弃了继续学习的机会。

　　记者：你们这些同学里面最远的，老家最远的是哪儿的呀？

　　学生：有重庆的，有浙江的。

　　记者：最远浙江的？初三的话呢就是所有人都面临中考，每个人都怎么打算？

　　学生：学籍是在那边(昭通)，要下去考高中，如果那边考上的话就在下面读，如果在那边没考上，我妈他们送我上来读技校。

　　记者：那你回昭通上的话是初三就回去读还是说？

　　学生：初三读完了回去考。

　　记者：你实际上是走了一个挺险的一招儿，你留在这儿但是回别的地方去考试，你自己乐意这样吗？

　　学生：我还是想在这里考，不过学籍在那边，应该转上来也很难。

　　记者：还有谁学籍不在昆明？

　　学生：我。

　　记者：那你怎么打算呢？

　　学生：初二回去，因为初二回去还有一学期的适应环境的时间，在那边考试应该比较妥当。

　　记者：你心里很清楚将来肯定是这样。

　　学生：因为我哥也是这样。

　　记者：你哥现在呢？

　　学生：我哥现在在老家。

　　记者：说心里话你自己愿意这样吗？

　　学生：不愿意，因为昆明有很多好朋友，还有这个环境，也在这里很久了，还是依恋吧，眷恋。

　　记者：就是你们四个都不是昆明人？

　　学生：他是。

　　学生：我是。

　　记者：你是啊，有的时候你会羡慕这样的同学吗？家一直在这儿。

　　学生：想跟他们一样，自己也很想是这个地方的人，一直住下去，就有种不想走的感觉，每次听到父母说要回老家都很怕。

　　卢迈：流动人口的子女，他们的一个大的问题是对于未来不确定、不知道，一个高考制度就把他们的整个梦想全都给憋回去了，全都打掉了。这个高考制度本来是保证人们都有同等机会，但是现在这些人他没有同等机会。现在说各地方自己制定政策，反正越是教育资源多，条件好的这些大城市这个条件越苛刻、门槛越高。

　　没有机会继续升学的流动人口子女，初三毕业后多数又走上了父辈的打工之路，为了提升孩子们的职业技能，让他们今后择业时，不只是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工作站为愿意读职业高中的同学提供免费学习的机会，但是最初并没有吸引多少人来报名。

　　记者：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免费上学的机会，大家积极性不是那么高，到底怎么回事？

　　学生：主要就是不相信。

　　记者：不相信有这好事是吗？

　　学生：是。我妈她们还有同学们说应该没有这么好的事，怎么可能会免费，然后又听说是派出所发的(通知)，然后就半信半疑来看看。

　　记者：那后来呢？

　　学生：后来看到人家是真的，就在那里读了。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站从2011年5月开办，到今年7月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筹资的这个的服务项目即将到期，这以后谁又来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服务呢？

　　高万红：像这样的工作站应该是伴随着他在整个青少年时期的。

　　记者：恰恰你们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项目本身是有年限的？

　　高万红：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他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头，他们去筹措了一部分资源，他们尝试在全国去建立一些好的项目，这个项目谁来把它持续去进行，我觉得是应该是政府去来承接后续的工作，政府应该有一个专门的经费来服务这个人群。我们真的希望看到这种政府的经费一部分真的能够流向民生领域特别是流向这些没有享受到城市里面公共福利的流动人口家庭。

　　卢迈：我们有一个决心，就是当它没有变成政策之前，我们不会对这些孩子撒手，我们会想办法筹钱来做好这件事情。

　　记者：那您希望工作站这种模式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前景？

　　卢迈：每一个城中村，我们都要帮助他建一个中心，名称可以随便叫，叫课外活动室，叫工作站，叫活动中心，在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叫法，都应该有。

　　记者：在政策层面还需要时间的情况下，制定政策需要时间的情况下先把这个做起来。

　　卢迈：是。能影响100个人影响100个人，能帮助1000个孩子就帮助1000个孩子，这件事情是可以的，我们起码船房的这个5000个孩子，他有一个别的机会，我们希望他们有一个不同的未来和他们父母不太一样的未来。

　　记者：流动青少年问题的解决似乎不得不等，要等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要等升学社会保障等等制度的改革，然而现实要求这个问题必须马上回答，因为这是一个有着2000多万人的庞大群体，并且他们正在从少年变成青年，很快就会成为城市的新的居住者和建设者，如果说他们在成长过程的关键时刻所遭遇到的是被忽视、被边缘甚至被放弃，那么城市在未来又会得到他们什么样的回报呢？